从古今中外的大视野看中国文论
www.xinwenren.com  2013-04-17 00:36:53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4月12日 中华读书报 ■高建平  杜书瀛先生的《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提纲挈领,以中与外和古与今的宏大视野为框架,纵论中国文论三千年历史发展的著作,是一部去执去...

 2013年04月12日  中华读书报

    ■高建平
  杜书瀛先生的《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提纲挈领,以“中”与“外”和“古”与“今”的宏大视野为框架,纵论中国文论三千年历史发展的著作,是一部去执去蔽,打通思路,开阔视野的好书。
  对于研究文学史的学生,这部书可以告诉他们:对文学的评述是怎么出现的?文学的历史是如何构成的?我曾经谈过双向的文学史概念。一方面,有创作才有关于文学的理论论述,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理论的论述,发展关于文学的观念,才有文学史的写作。这是古人不写文学史,今人在有了文学观念之后才写文学史的原因;这也是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史被不断改写和重写的原因。在文学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文学与关于文学的观念的相互作用,也存在着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双向互动。
  对于研究文学理论的学生,这部书可以启发他们:当我们谈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时,并非仅仅局限“文学概论”类教材式的论述。古今中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论形态。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就是一种与我们今天的文论完全不同的“文艺学”之前的“文艺学”。在今后,文论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不同形态的文论,与不同时代与文化之中的文学活动,有着伴生甚至共生的关系。
  杜先生的这部书分了三编,第一编讲什么是“诗文评”,第二编纵览“诗文评”的历史,第三编论述从“诗文评”向“文艺学”的过渡。这样一个大的框架背后,有着一个中外古今的大视野。
  首先是“中”与“外”。中国古代没有“文学批评”,更没有“文学理论”。当人们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建立“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时,是将现代的名称加在古人身上。有时,加上这些名称也是必要的,但我们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这使我想起一个人们所熟知的美学上的“中外”“古今”的例子。朱光潜在说到鲍姆加登时,认为这个人创造了“美学”这个词,从而创立了这门学科。当然,不是鲍姆加登一个人创立这个学科,美学的诞生在欧洲十八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朱光潜的一个提法很有意思。他说,在鲍姆加登之前,只有“美学思想”,而“美学”是从鲍姆加登开始的。“美学思想”是“美学”前的“美学”。这是说了一个“古”与“今”的区分。现代美学体系,与古代不同。欧洲从鲍姆加登,特别是从康德以后,美学上出现了一个根本的转折。一些基本的美学观念,如审美无功利,美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美的艺术、趣味、天才、想象,崇高以及其他美学范畴,等等,都建立起来,并组合成为一个体系。美学是如此,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对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的文学所具有的艺术性的追求,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潮流,为艺术而艺术,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各种现代西方文学理论,都在十九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方的文论,也有所谓的“古”与“今”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等同于“今”,“中”等同于“古”。
  然而,西方的“古”与“今”之别,并不能掩盖“中”与“西”之别。中国的古代,与欧洲的古代,仍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我曾经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问,赴奥运盛会的有三种人:去比赛的,去看比赛的,去做生意的。在这三种人中,谁最高贵?他回答说,不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尽管他们得胜后可成为城邦的骄傲; 不是去做生意的人,尽管这些人会很有钱。他认为,最高贵的是看比赛的人,是那些旁观者。
  这一回答,代表着一种在欧洲源远流长的旁观者精神。有闲暇才旁观,能旁观才高贵。他们由于对世界万物旁观,冥思苦想,从而有了科学和哲学。欧洲的这些写作者由于自己在旁观,于是立出操作者与思考者之分,前者低下,后者高尚。在欧洲古代,最伟大的“文论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并不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的写作。诗人写诗,不写诗的人才评诗。戏剧家写剧本,不写剧本的人评论戏剧。从事文学的与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常常不是同一种人。用柏拉图的话说,前者是模仿者,对于世界没有真的知识,还喜欢取悦于灵魂的低下部分,因此无论从知识论还是从伦理学上看,他们都有问题;后者是理论家、哲学家、美学家,他们从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的角度看待文学,而不重视文学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层面。旁观,这构成了欧洲各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大传统。
  在中国,情况就不是如此。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这种哲学上和文学上的旁观者传统。写作文学作品的与写作关于文学的论述的人,常常是一种人。因此,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述,说成是“文学批评”,容易引起误读,而如果将之称为“文学理论”,就离事实更远。这是杜先生坚持用“诗文评”来为之命名的原因。读中国古代这些关于文学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比起欧洲的一些文论著作,它们与文学作品的具体文本、创作与欣赏经验,要贴近得多。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个寸心,是文学家之心,而不是那些站得高、看得远的理论家之心。诗人与文章写作者从自身的创作与欣赏经验出发,写出“诗文评”,与他们的同行切磋,将心比心,完成一种情感性、经验性的交流。
  杜先生描述了“诗文评”的形成过程,指出,一部古代中国人关于文学论述的历史总结,叫做“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不妥当,它实际上是“诗文评”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通过这样的描述,可以给中国文论一个新的理解,这更适合中国古代的关于文学的写作的实际。
  “诗文评”的形成,与中国“文士”阶层的崛起,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是联系在一起的,要从这方面找原因。在书中,杜先生特别强调,唐宋金元的文论不是衰弱,而是繁荣,其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士”阶层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诗文评”当然就会非常发达。
  “中”与“西”的这种不同,到了近代,是通过“中”与“西”的碰撞而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中国有中国的“古”与“今”,西方有西方的“古”与“今”。但到了近代,却是包含着古代西方因素的西方现代理论,在冲击着中国的“古”,实现一种混合的“今”。这就是现代文艺学的建立。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从欧美和苏联引进了许多的框架。中国学者从这些框架出发,吸收中国材料,加进中国元素,作了一个世纪的建构性努力。从西方和苏联的文艺学引入中国,到中国人发展自己的文艺学,这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杜先生指出,要防止两种倾向:既不要“全盘西化”,也不要“狭隘民族化”。要做到这两个“防止”,就要做到两个“学习”。在现有的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学习古典,学习国外的最新理论。这本书所做的事,是正本清源,接续“诗文评”的传统,从中汲取营养。同时,还要接触当代国外理论,不断激活我们的思维,更新我们的理论意识。当然,除了这两个“学习”以外,文学理论还需要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就是文学文化实践。理论要“接地”,接触鲜活的文学,接触发展着的生活本身,接触新的文化现象。
  我想将三个也许已经陈旧的词连接在一道,说明文艺学发展之道。这就是“拿来主义”、“实践标准”,和“自主创新”。我们要继续“拿来”。拿西方的东西,拿最新的理论,也接过古老的传统。我们要让理论接受实践检验,让理论“接地”,与文学文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最后,要“自主创新”。要有自己的东西,不能遇到问题到古人或洋人那里去找答案。相反,我们的理论也可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为向世界传播,能解决当代文学文化普遍问题的理论。这才是中国文艺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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