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文网与禁毁——《日知录》“素夷狄行乎夷狄”条的诠释
www.xinwenren.com  2013-01-24 16:05:10  中华读书报

张京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13 版) 顾炎武《日知录》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向来为研究清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学者所重视,但各家所依据的文本略有小异,所作诠释尤其大不尽同。 《日知录
 

张京华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13 版)
    顾炎武《日知录》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向来为研究清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学者所重视,但各家所依据的文本略有小异,所作诠释尤其大不尽同。

    《日知录》一书,今所知重要版本共有8种。有顾炎武生前康熙九年八卷刻本,学者称之为符山堂初刻本;有顾氏卒后康熙三十四年其弟子潘耒三十二卷刻本,学者称之为遂初堂刻本;有清朝四库馆大约乾隆四十二年的抄本,即《四库全书》本;有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即黄氏西溪草庐刻本;有1933年张继于北平所购得雍正间抄本;约1941年,张继还获见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一部《日知录》抄本,张继称之为“鲁抄本”,写有校记,未完而卒。近年又新出一种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本,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获得抽毁散页计42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这7种版本,以潘耒和黄汝成刻本影响最大,清代至民国间各种翻印、坊本极多,道光十四年以前大都出自潘耒,道光十四年以后大都出自黄汝成。《四库全书》本及较为著名的《皇清经解》本也都出自潘耒。

    张继所得抄本,当年已由章太炎弟子黄侃写出校记发表,后又重印,民国间学者对《日知录》抄本反应激烈,均源于黄侃校记,而抄本原稿则由张继夫人崔震华携至台湾,经徐文珊标点断句,于1958年由明伦出版社铅印出版,题为《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至1974年又经修改,挖补重印,有明伦出版社(明伦书局)、平平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等多种版本,版芯均同。整理铅印的《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未在内地出版,学者不易得见。而张继抄本原稿除章太炎、黄侃、张继、徐文珊以外,迄未见学者目睹。

    其实在张继抄本及“鲁抄本”外,内地尚另有一种抄本,由北京大学旧藏,三十二卷首尾完整,上有“阮元私印”、“颐性老人”、“钱坫之印”、“香天常住”、“马氏玲珑山馆所藏书画”、“赵氏铸铣过目”、“国立北京大学藏书”等印章,各卷各条编次与张继抄本全同,惟抄写错讹之字较多,但也偶有张继抄本有误而北大抄本不误者,故两种抄本颇可互相印证。此本于民国间入藏北大,推测当与“原抄本”有同一来源,文献价值之珍贵亦大致相同,而以往迄未见学者加以注意。是为《日知录》的第8种重要版本。

    民国间学者评论前清学术思想与政治,喜言《日知录》,而最为关心的则是《日知录》的删削问题,讨论各版本异同也莫不以条目、字句的删存与否为主要区分。就今日已知的情况来看,大致上,8种重要版本内有3种抄本内容完整,未经删削,3种文字所不同之处只是抄胥的手误,而潘耒刻本、《四库全书》本及黄汝成《集释》则均各有不同程度的删削。

    比对抄本及抽毁余稿可知,刻本中,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条,潘本删,但有存目,《四库》本删目录,黄汝成《集释》又重新恢复了目录。卷二十九“胡服”条,潘本删,但有存目,《四库》本删目录,黄汝成亦删目录。

    《日知录》的删削,有整条删、删目录、改目录、改文字等4种形式。就以上情况而论,可见对《日知录》的删削是一个潘耒、《四库》馆、黄汝成三家相继的递删过程,始作俑者是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四库全书》对《日知录》的抽毁、删削确属事实,但《四库》的删削是在潘刻的基础上操作的,当时似不知有完整的抄本存在。而黄汝成《集释》虽然晚出,却获见完整抄本,也依然沿袭删削的文本,迟至道光中仍在继续删目,或删改字句,值得引起注意。

    “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原抄本、北大抄本在卷九,刻本在卷六。潘本“素夷狄行乎夷狄”和“胡服”二条全删,但尚保留目录。黄汝成《集释》本保留了“素夷狄行乎夷狄”的目录,而删除了“胡服”目录。《四库》本既不见正文,遂将目录删去。如果潘本未加删削,则《四库抽毁余稿》将如何对待,已不便猜测。

    此条黄侃据雍正抄本作有校记,张继又据鲁抄本作校记,徐文珊据雍正原抄本及张继校记又作校注。若再据北京大学旧藏抄本核校,便可获得迄今最为完整的文本。

    “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解《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一节。

    “素”、“傃” 古文通用,“傃”解为平傃,又解为向傃。谓君子平常本来如此,向他处而行犹然如此。即随处可行可遇,而守道则不可移不可改之意。

    “素夷狄行乎夷狄”在抄本卷六 “经传”部分,出于《礼记·中庸》,并非顾氏自己的发明。

    张载《横渠易说》曾说:“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但顾炎武此节不解富贵、贫贱、患难,解“素贫贱”另见卷九“异乎三子者之撰”条,而此条惟解“夷狄”,说“中华无不复之日”,显然为夷狄入主中国后之语,故潘刻本、《四库》本、《集释》本畏忌而删之。

    就顾炎武一面而言,“夷狄”条开头就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夷狄者有之矣。”列举契丹、女直、回纥、匈奴各族旧日风俗,赞叹其淳朴简易。引据经史,自祭公谋父、由余、中行说皆备,结论提出“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的主张。可见顾氏持论,确实是准于后王求治取法,如他在《又与人书二十五》中所说“有王起者,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非刻意含沙射影、口诛笔伐。顾氏不可能以一部书而达致驱逐鞑虏的目的。

    此条中顾炎武引用宋代陈亮的话:“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出自《龙川集》卷三《问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龙川集》“夷狄异类”改为了“刘石诸姓”,“中国”改为了“神器”。可知《四库》馆的抽毁办法并不专门针对明末遗臣,宋人违碍文字亦包括在内。

    在《〈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中,标有“删”、“涂处全删”者约十余,另有墨圈多处,其他则标为“抽”、“换”、“换写”、“接写”、“照写”、“另行写”、“提另下行”、“提起另行写”等,最多的是标出某行某行。细看《日知录》前后被删的9条、改题的1条,其删削的重点多在字句,而不是文意。因《四库全书》抄本每页均为8行,每行均为21字,要想更改文字而又使篇卷紧密衔接,需要逐行逐字计算,非常麻烦,占据了馆臣很大的工作量。

    民国以后,学者多将《四库》馆臣删改《日知录》一事阐释为清廷的一大罪状,而借以推翻满族的统治,言辞夸大,恐非平心之论。而偏离理性的结果,也必然是影响了对于夷夏之分的真义的理解,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的产生。

    章太炎自述其早年读书,曾怀疑《日知录》遭清官方抽毁。《日知录校记·章序》中说到:“昔时读《日知录》,怪顾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称‘明’与前代无异,疑为后人改窜。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亦以为乾隆抽毁也……去岁闻友人张继得亡清雍正时写本,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其书‘明’则‘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信其为顾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砉然冻解也……颇怪次耕为顾君与徐昭法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尽睹,何负其师之剧耶!”

    章太炎的质疑是对的。到原抄本出现,章氏的疑问遂完全真相大白。照说,“原抄本”既然可以证明章氏的质疑,同时也可使“乾隆抽毁”的猜疑得以平息。但是章太炎话语一转,重新将笔锋对准了清朝,说道:“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章序》署款“于时戎祸纷拏,倭为溥仪蹂热河之岁”(1933年日本宣称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一句,更策应了这一倾向。

    就发挥华夷之辨的古老话题而言,《日知录》“正始”条中“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一语,态度表现最为激烈。和章太炎类似,金性尧(笔名文载道)也怀疑到了清朝,议论道:“专制时代的帝皇,何以全是那种小心眼儿……若论‘禁毁’,则这一节似乎大有资格。”而他自己1943年发表《关于日知录》这篇杂文,却是在日伪杂志《古今》上。清朝的禁毁是确实存在的,但金性尧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证据,就在说“正始”一条文字“有资格”遭禁毁。实际上,《四库全书》本的《日知录》“正始”条中,这段敏感的辨析全文俱在并未删改。当时原抄本已经发现,但文载道似乎也不知道。于是潘耒的责任便被改换为清朝的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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