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华 德之光华
www.xinwenren.com  2013-01-23 22:41:25  中华读书报

德之光华石 湾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17日 07 版)1998年杨德华(左)与石湾(右)拜访张光年(光未然) 7月26日上午,向杨德华遗体告别之后,我走出八宝山梅厅,正巧碰上泪流满面的作家王兆军,...

德之光华
石 湾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8月17日   07 版)
 1998年杨德华(左)与石湾(右)拜访张光年
1998年杨德华(左)与石湾(右)拜访张光年(光未然)


    7月26日上午,向杨德华遗体告别之后,我走出八宝山梅厅,正巧碰上泪流满面的作家王兆军,我一把抱住他说:“我就是在你家认识德华,把他调进作家出版社的。”他哽咽着说:“是啊,你为作家社调进了一个栋梁之材。我们又少了一个好朋友……”他悲痛得说不下去,我一直强忍着的眼泪,此刻也夺眶而出了。

    1985年秋,恢复建制后的作家出版社正式组建三个编辑室,新上任的总编辑从维熙将我从《中国作家》编辑部调出,主持第一编辑室的工作,策划组织“文学新星丛书”和“当代小说文库”的编辑出版。那年,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原野在呼唤》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优秀报告文学奖,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们将他的首部作品集《蝌蚪与龙》列入“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出版。1986年初,我和《蝌蚪与龙》的责任编辑冯德华(冯秋子)一起到兆军家去组约他的长篇小说《盲流世家》,正巧那天杨德华到他家玩。兆军介绍说,德华是他复旦的同班同学,在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在他的同班同学中,我知道已出了卢新华、颜海平、李辉、胡平、张胜友、陈思和、陈可雄等文学新人,就问杨德华在党校搞教务是否就只好放弃所学的文学专业了,他回答说真不想长期放弃,来找兆军,就是想请他帮忙调进文学界呢!我说我们编辑室正缺人手,愿意的话,你就调过来吧!那时作家出版社还没有专职的人事干部,我向从维熙汇报后,社里就派身为党员的冯德华去中央党校看杨德华的档案,办理商调事宜。一切进行得很顺利,1986年2月,杨德华就来作家社报到了。就这样,我手下最早的两个年轻的兵,名字都叫“德华”。谁都知道,人事档案自己是不能查看的,因此,“德华看德华的人事档案”,就一时在我社传为美谈。

    杨德华调入之后,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2008年底,他在《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一书的《后记》中回忆:“记得我到作家出版社当编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通读阿城的《棋王》,为这本书的再版做准备。当时石湾是一编室主任,也是《棋王》的责任编辑,他交待我说:把《棋王》再看一遍,把错的地方挑出来。现在已很难记清楚那时的工作细节了,也很难回忆起究竟纠正了几处编校错误,但是领导这种锻炼培养年轻编辑的方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交给他编的书稿有列入“文学新星丛书”的蔡测海的《母船》和蒋子丹的《昨天已经古老》,还有肖复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等,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独立组稿,成为一个进取性很强、独具慧眼的文学编辑了。如后来写出《尘埃落定》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当时尚名不见经传,而他的第一个集子《旧年的血迹》,就是杨德华去四川组来稿后,力主列入“文学新星丛书”第六辑推出的。

    我主持一编室工作时,主张文学编辑也应该成为作家、鉴赏家,鼓励年轻编辑业余写些东西,也多编选些书籍出版,以利提高自身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我与水舟编选的《青年爱情诗钞》出版后,发行十余万册,开了个好头。随即杨德华自定选题,编选了一本40万字的《市井小说选》,并请汪曾祺作序,出版后也深受读者好评。我觉得,杨德华的文学功底很扎实,也很勤奋,难得的是他英语水平也高,编书之余,不仅有短篇小说、散文、评论在《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发表,并有翻译小说集《可笑的爱情》出版。这样全面的青年才俊在出版界是不多见的。1987年底,一编室包括我在内已有9人,是社里最大的一个编辑室,又要承担刚申办下来的大型刊物《文学四季》的编辑任务,社里就决定任命两名副主任来协助我工作。总编辑从维熙先让我自选副手,我力荐的第一人选就是杨德华。1988年2月,32岁的杨德华就成了社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就在1988年,因分管一编室的副总编龙世煇退休,作家出版社的人事有些调整,从维熙把我从一编室调出,让我去创建四编室,筹划“当代纪实文库”和“中国诗库”两套丛书的出版。1991年6月,社里人事再作调整,拟提拔我任副总编辑,不料,因上海突然有人向作协党组诬告我而告吹,所幸接任四编室主任的是杨德华。交接完了之后,杨德华不让我把办公桌搬出四编室,室内开选题会总邀我参加,他在工作上凡有新的设想和安排也都先来征求我的意见,真诚地说“四编室的人都还是你的兵”,令我倍感温暖。我在四编室寄存了一年多,直到1992底我创办《作家文摘》时,才把办公桌搬出四编室。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俩的心始终是相通的。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1993年下半年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的副总编秦文玉不幸因车祸而英年早逝,他来找我商量搞一次义捐,为秦文玉年幼的儿子募集一笔教育基金。我欣然赞同,并答应《作家文摘》3名正式员工,从应得的年终奖金中捐出1万元。他随即拟了一份募捐倡议书,将我列为发起人之一。具体募集工作由他一手操持,文学和出版界数百位朋友伸出了援手,最后,共募集到了7万多元善款。这在当年,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杨德华为此献出的一片爱心,则更令人感到难能可贵。

    我在办了5年《作家文摘》后,被聘任为作家出版社副总编,分管报告文学、传记、诗歌、散文稿的终审。其时,杨德华任三编室主任,但因长篇小说的产量迅猛增长,各编室间的体裁分工已经取消。记得有好几部他一时“拿不准”的长篇小说稿,在未将书稿编定送分管副总编终审之前,先来找我,让我看一下,征询我的意见。当我俩达成共识之后,他就约作者来面谈,提出修改的意见。每次与作者约谈,我都是以杨德华的朋友身份,而不是“一锤定音”的终审者。我从没有觉得这是分外活,反而觉得,他能这样信任我,很令我感动。

    朋友间信任是相互的。1998年初,我到张光年同志家拜访,得知他刚整理完成的40万字的《回春纪事》前些天由海天出版社的总编辑亲自来取走了。我为作家出版社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深感遗憾,希望他下一部书稿能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夫人黄叶绿原是我的同事,实话对我说:“光年正在编他的诗歌全集,不过,也已答应给南方的一家出版社了。”我问为什么不交给我们作家社出呢,她笑了笑回答:“多年前光年在你们社出过一本《惜春时》,薄薄的一个诗集,竟然有十来处错字!要求登勘误表,又未能做到。买了200本样书,还都堆在家里,没法送人。”我告诉她,《惜春时》出版时我在分管小说的一编室工作,而如今诗集的出版已归我分管了,若光年的诗歌全集这次能交作家社出版,我一定为他选一个优秀的责任编辑。但光年当时并未吐口表示同意。不料,没过几天,黄叶绿就打来电话,让我去取《光未然诗存》稿。她告诉我,是日前王蒙和邵燕祥去拜访光年,说作家社已今非昔比,把诗集交给作家社出大可放心。2月14日,我去取回《光未然诗存》书稿,花一天时间浏览一遍后,就交给了我最放心的杨德华,让他担任责任编辑。杨德华通读完书稿后,与我商定下编校、装帧设计及宣传发行整套方案,一起去光年家,当面向他汇报,征得他同意之后,杨德华认真细致地加以实施,5月初书就顺利出版了。后来,当我和杨德华陪北京电视台《华夏书苑》主持人黄殿琴去录制光年同志的访谈节目时,光年一再向杨德华表示感谢,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出得最快最精美的一本书。

    2004年6月,我与另一位副总编同时退休后,杨德华在作家出版社领导班子新一轮调整中不仅意外出局,而且连总编室主任也不当了,挑头去创建文教中心,专编教辅与教材。2002年,他调任总编室主任时,文学图书市场日渐低迷,他提议开辟教辅选题,出中学、小学的《古诗文阅读》、《现代诗文阅读》丛书。虽社委会都一致赞同,但无编辑室愿意承担这套丛书的编选和组织工作。最后,只得由他亲自挂帅,在社外聘请一批专家来选编。总编室的工作本就十分繁杂,额外增加了这项业务,他肩负担子之重,便可想而知。当时,他提出,希望我担任这套丛书的终审,出于多年亲密合作的友情,我允承了下来。我受他委托,请余秋雨先生为这套丛书写了序,并在这套丛书刚出版之时,就请余秋雨在首都图书馆礼堂为中小学语文教师举办了一次讲座。这套丛书艰难出齐后,不仅年年要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加以修订,而且,发行推广工作更为困难重重。当他创建文教中心时,又特意打电话给我,表示要返聘我当顾问,继续担任这套丛书和基础教育1至9年级新课标《语文》教材的终审。这一次,我不但没有答应他,反而专门去社里看他,当面劝他与其艰难地去铺一个新摊子,还不如换个工作环境,调到想要他的兄弟报刊社去。未料,他对我说:“你当年升迁意外受阻后,独挑一摊搞《作家文摘》,不是成功了吗?”我一时无言以对。2005年1月,我的“编辑漫记”《昨夜群星灿烂》出版,他读后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书评。他写道:“在此书的第二辑中,石湾讲诉了他创办《作家文摘》的过程和心得。这是一个多么艰辛又多么辉煌的过程!命运上的多舛,人事上的掣肘,经济上的压力,这些都没有使石湾退缩,反而成为他成就事业的动力。至于《作家文摘》的成功,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报刊史上的一大亮点,新闻出版界的同仁多有耳闻,只是现在再看看当事人的内心独白,会促使我们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由此,我感到凭着他对事业的执著的爱,他创建的文教中心,一定会取得成功。但付出的代价,可能远比我当年创办《作家文摘》要大得多!

    果不出所料,由于透支了太多的生命,2007年夏,他终于在就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一年多后被肝癌猛然击倒了。抢救过来后,他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写了一篇《生还记》。我去地坛医院探望时,他说:“在一编室时,你就说文学编辑业余应多练笔。2000年,我加入中国作协,你又是介绍人。可这些年来,我写得很少。这下好了,在病床上有时间写了。今后我可能经常要找你指点啦!”然而,4年来,他仅给我看了一篇题为《海迪和她的母亲》,并委托我推荐一家刊物发表。4年间,他带癌生存,为文学出版事业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劳。近年来,作家出版社最引人注目的两个亮点,即销量已达220万册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和张炜450万字的《你在高原》,不仅都是由他终审,而且,《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责任编辑郑建华,就是他在文教中心带出的兵。至于《你在高原》,则是他利用春节假期,亲临张炜家中组来的稿。当我得知他抱病操持这部鸿篇巨制的编辑、出版、宣传工作时,在心疼他的同时,也不免为出版这样一部超长小说会不会赔钱而揪心,生怕他拚尽此生最后一点力气而做了一件不讨好的事情。因此,今年我每次回文联大楼,在没能见到他时,总是先打听他的病情,然后打听《你在高原》的销售情况。两个月前,当得知《你在高原》发行量已超过预期,绝不会亏损之时,我真为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鞠躬尽瘁赢得的成果而感到欣慰!

    德华啊德华!正是在这许多你不惜用生命为文学出版事业创造的骄人功绩上,我看到了你高尚品徳迸射出的不灭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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