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最后一份汉奸报纸——《华北新报》研究
www.xinwenren.com  2013-01-24 16:05:05  

程曼丽 内容摘要 《华北新报 》是日本投降前华北地区颇具影响的最后一份汉奸报纸,是汪伪政权以节约物资、强化宣传为核心 内容的新闻新体制 的产物。它由若干份报纸集合而成,其重要使命和全部任务就是唤...
     程曼丽
 
     内容摘要 《华北新报 》是日本投降前华北地区颇具影响的最后一份汉奸报纸,是汪伪政权以节约物资、强化宣传为核心 内容的“新闻新体制 ”的产物。它由若干份报纸集合而成,其重要使命和全部任务就是唤起国民“决战情绪”和“必胜信念”,使沦陷区民众与日本侵略者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为日伪“兴亚建国大业”服务。该报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它有着一套完整的办报理论,试图走职业化的道路,但是它创办的前提就决定了它的依附性和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华北新报》的矛盾性或曰报格分裂,是该报社长管其贤人格矛盾、人格分裂的必然反映。
 
    在日军侵华后于华北地区先后出现的日伪报纸中,《华北新报》占有重要的地位。该报之重要,不但因为它是在新闻新体制驱动下由若干份日伪报纸集合而成的综合体,还因为它是 日本投降前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最后一份汉奸报纸。研究这份报纸,对于我们了解法西斯统制下尤其是统制后期日伪报刊的新闻理念及其运行模式,对于我们了解那一时期新闻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史学研究者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日本占领初期创办的汉奸报纸上,而对后期报纸,尤其是被创办者自称为“全华北人民的报纸”、“也可以说是全中国人的报纸 ”〔1〕的《华北新报》却缺乏应有的观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中没有提到这份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份报纸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条件,它的形式内容及其本质特征作一个全面的分析研究,以为方家提供有益之参考。
 
     一 、《华北新报》的创办背景
 
    1940年3月汪精卫“组府还都”、于伪政府行政院中增设宣传部之后,形式上接收了沦陷区的新闻机构。这些新闻机构或由日军组建,或由日军强行接管其他新闻机构改组而成。在华北地区,日伪政权控制、掌握的报纸计有六七十种之多,它们配合日伪战时宣传政策,在舆论战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华北新报》 就是其中之一。
 
   1944年 5月1 日,《华北新报》北京总社及天津分社同时成立。社长管翼贤,副社长大川幸之助,编辑与发行人张道本。同年11月11 日,《华北新报》石门分社成立,12月1日,保定及山西分社成立。1945年5 月1日唐山分社成立,其后各地相继成立分社,“于此华北新闻乃趋于统一”。(2)
 
   《华北新报》是在北平《新民报》、《实报》、《民众报》,天津《庸报》、《新天津报》的基础上,集五报之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整合而成的之后又将《河北日报 》、《山西新民报》、《石门新报》、《山东新民报》等人其彀中,成为地方分社。这些报纸均为日伪合办,且有一定的地位与影响。例如《新民报》(1938年创办)为伪临时政府机关报,系日军夺取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改组而成,在山西、山东等地设有总分社和支社,是华北地区影响最大的汉奸报纸《庸报》年创办曾为日本华北派遣军机关报,先后在北京、保定、太原、济南等地设有分社,是华北第二家、天津第一家汉奸报纸其他各报也于华北沦陷后成为日伪喉舌。“各报于当月月底(指1944年4月底—笔者注)一律停刊,次日即五月一日创刊华北新报”。(3)
 
    关于合刊之理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钱稻孙作如是解释“此次新闻纸整理合并,并非单因纸张问题,在现时局下用纸之节约,固然重要,但使质的向上,更为其重要原因。没有价值的新闻纸纵有一百,却不如有一个最好的新闻纸,而对民众并有裨益,由此点看来,此次之合并,实为当然事”。(4)
 
    为了揭示这份报纸的性质,有必要将该报社长管翼贤其人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管翼贤(1899-1951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20年代初步入新闻界,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以及神州通讯社记者,是当时北京新闻界的活跃人物。1928年,管翼贤在北京创办 了闻名一时的小型报纸—《实报》后并人《华北新报》。该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采取“小报大办 ”的方针,对稿件进行精编、浓缩,版面编排也生动活泼,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居华北各报之首。初创时,该报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其立场转向抗日救国,曾发表过一些抗日言论,也举办过为抗日战士募捐药品、钢盔等活动。北平陷落后,管翼贤即发生人格上的分裂,沦为汉奸。“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呈现其转变的‘心迹 ’,仅仅从表面的情况看,他似乎是‘嗜 ’报如命,以至于甘愿以丧失人格 、国格为代价,通过日军报道部追回已被人占据的《实报》资产,继续其已失去了新闻意义的办报生涯,《实报》也随即沦为日伪宣传工具”。(5)
 
     在长期的办报生涯中,管翼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1943年,作为日本华北军报道部“中华新闻学院”教务主任兼新闻学总论教授,他编纂了《新闻学集成》(由“中华新闻学院”印行),成为敌占区新闻理论的代表。关于该书的撰写,《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本书纂辑之材料、系就以往燕大、平大、朝大、民大及最近三年来于本院讲述新闻学总论之教材,重加整理而成。其中理论部分,多译自东西新文学名著,实际应用方面,则汇集个人年来经营报业之心得,要以内容力求充实,体系日益完善也”。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管翼贤对新闻力量的崇拜。例如他认为,“新闻好像是一根魔术杖,一切东西,甚至空虚的东西,只要经新闻的魔术杖一接触,就获得客观性和具体性。因为新闻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超越单纯报道社会事实的反映的机能上”。由此,新闻可成为“支配多数个人的意识内容、以支配统一多数力量,而展开新的创造或高贵的社会目的的一种方法”。(6)带着对新闻力量的这样一种崇拜,以日本汉奸之立足点,管翼贤很自然地步人了法西斯新闻价值观的轨道 认为新闻负有对国民教导的责任,“使国民对建国之理想、国民之使命,有深刻之认识与坚强之自信”。这与希特勒“新闻是一种教育手段,它要使七千万国民归于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论调已是高度一致了。(7)关于战时新闻之作用,管翼贤指出“吾人欲达目地,在吾国力能控制敌人之一切,由国家新闻发挥其威力,以我之思想,转移敌人之思想,以我之精神,征服敌人之精神,使敌人由心理上之崩溃,进而为国家之崩溃,必如此方称战略上之全胜,必如此方足以言国防”。若抛开立场来看,此言对于一国之战时新闻宣传不无裨益,然管翼贤系从日本人所谓“东亚秩序”、“东亚民族”的角度出发,替侵略者张目,其言论自然也就带有了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由于认同并照搬了法西斯的新闻理论,管翼贤获得了继续从事办报活动的合法性,也获得了展开新闻业务研究的合法性。
 
    这一次当日本占领者决定创办一份“代表华北惟一国策的新闻纸”时,曾担任过多份汉奸报纸社长职务,时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的管翼贤,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该报的核心人物。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接近尾声的1944年,日伪要采取如此大规模的“整合”行动,全力推出《华北新报》这份报纸它担负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在《华北新报》创刊号上,管翼贤指出“《华北新报》的宗旨有三点,这也可以称为是《华北新报》的三性格,同时也是《华北新报》所负的时代使命。这三点就是:一、确立新闻新体制。二、大东亚战争之必胜与完遂。三、推进新华北之建设”。其中,“确立新闻新体制”,是该报的中心任务,也是该报日、中方头目再三强调的。
 
   何谓“新闻新体制”这要从日本的战时体制说起。
 
   1938年3月,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国制定并公布了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同年12月,该法进人全面实施阶段。1940年7月,日本开始推行所谓新体制运动,强制性地建立起了战时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新体制要求解散一切政党、工农团体以及自发性的民间组织,按居住地和岗位将民众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以确立统一的法西斯统治体制。经济新体制要求在工业、金融业等各部门中成立统一的机构——“统制会”,用以分配资金、原材料以及生产任务,动员劳力,调整企业决定其解散与合并,决定价格及利润。该制度将几乎所有的民用生产企业纳人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从而保证了垄断资本利益的最大化。
 
   1942年底至1943年初,为了摆脱在中国战场上日趋严重的困境,日本政府决定实施对华新政策。“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同意“交还”租界及“撤销”治外法权,以增加汪伪国民政府的“独立 ”色彩,并由汪伪政府形式上统一各地伪政权。作为交换条件,汪伪政府以独立政府之面目向英美宣战,由此将中国沦陷区引人“战时体制”轨道。
 
    为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1943年6月,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纲要》规定战时汪伪文化宣传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以其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成,一面谋中国文化之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纲要》是伪政权后期有关文化宣传方面的一个政策性文件,其实质就是将整个文化宣传事业战争化,并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为其侵略战争服务。1943年11月20日至22 日,汪伪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宣传会议(第一次宣传会议1941年召开),会议以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促进统一 、完成战争为今后宣传工作的最大课题。
 
    正是在上述精神的昭示下 华北日伪政权于年 月开始实行所谓的“新闻新体制”,而《华北新报》的创办,正是这种新体制的具体化。按照该报的阐释,“华北的新闻新体制乃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所谓时代要求简括的说就是决战体制下必须节约物资、强化宣传”。(9)可见,节约物资、强化宣传是新闻新体制的核心内容。
 
    那么,日伪为何要在1944年推出这一新闻新体制呢?以笔者之观察,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由纸张供应的紧迫形势决定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进口纸张急剧减少,至1942年完全断绝。为此,日本国内自1938年起开始实行纸张控制,并从小报开始推行报纸合并。1941年5月28日,日本社团法人报纸联盟成立,其任务就是分配纸张,实施报纸的统一销售制,加强对报纸的调整和控制。1942年7月24日,日本情报局又公布报纸合并调整方针,规定一县一报,多余的要合并。经过整顿、合并,到1942年7月日本国内日报总数仅有54(1941年10月日本国内尚有日报184家)。(10)1944年,纸张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各报又不得不同时取消晚刊、号外。日本国内的形势对汪伪政权控制下的报业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纸张短缺与物价飞涨的原因,日伪报刊纷纷以削减篇幅或合刊的方式求得生存。在华北地区,为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的问题,自1944年1月1日起,北平、天津除《新民报》、《实报》、《民众报》、《庸报》和《新天津报》外,其余报纸均宣告停刊。同年5月1日,日本军部又命令这五家报纸一律停刊,合并改组为《华北新报》,各城市成立《华北新报》地方分社。
 
   其次,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以及中国战场的局势决定的。从1944年开始,经过几次大会战,苏军在“二战”主战场的苏德战场转人反攻美英盟军于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攻人意大利半岛,意大利于同年 月投降并于9月对德宣战。1945年,英美武装力量在太平洋和亚洲的较大范围内展开了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根本转变。在中国,这一年国民党正面战场虽然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使侵华日军的大部队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孤立据点上,小部队已无法行动,限于被动境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对敌作战两万多次,毙、伤、俘虏敌伪军32万余人。日军面临的愈益严重的危机情势亦可通过《华北新报》的字里行间反映出来。如“目下大东亚战争已入于最严重之阶段,决定大东亚兴衰之时期即将到来,今后决战之胜负,胥视‘交战之意志’如何而定……”(11)“盖当此战争非常时期,统制言论为政策上必然之归趋”。〔12〕
 
    由此可见,《华北新报》之创办,新闻新体制之实行,全因时局所迫,情势所逼。它是日伪统治后期当局自觉的也是惟一的选择,是日军投降之前在舆论上的回光返照。
 
    二、《华北新报》的版面、内容
 
   《华北新报》为日报,创刊号(1944年5月1日)为两大张(八版),次日改为1大张(四版)。从5月10日起,“为节约纸张”,周二、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出版大张,周一、周四出版半张(两版);从10月1日起,周二、周五 、周日出版大张,周一、周三、周四、周六出版半张;从12月23日起,全部改为半张出版(特殊事件出特刊例外);1945年5月1日起,“为战时节约物资起见”,改为每日出版8开1小张。
 
   《华北新报》一般为四个版:第一版为要闻版,第二版为地方版,第三版为副刊,第四版为社会新闻版。要闻版以刊登战况消息、时政新闻、重要讲话、社论、国际述评为主。其中战况消息分“东部战线”、“西部战线”、“缅印战线”、“北法战线”等栏目刊出;国际述评主要对欧洲战场的战事、战局进行分析评述社论一般由报社主笔撰写,就时局、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发表评论,少数情况下也有以“专论” 、“名论”等形式出现的社外专家署名的言论。该版还不定期刊登以“大东亚战况”为焦点的一周大事述评。
 
    地方版设有“本报各地通讯”、“外埠琐讯”、“经济解说”、“战时体制”、“我们应当协力增产增运”等栏目。其中“本报各地通讯”系由地方分社发来的华北各地有关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新闻;“经济解说”主要就华北地区经济形势及经济政策进行说明、解释;“战时体制”系适应日伪政权战时体制政策所设,为推进其政策服务“我们应当协力增产增运”则竭力倡导为支持战争而“增产增运”,并报道各地这方面的“成绩”。除此之外,该版还设有“各地风光”、“特写”、“华北旅行小记”、“国际点滴”、“战地风光”等栏目,还有政治人物传记和时事性长篇文章的连载。副刊版设有“新国民”、“文艺”、“教育”、“艺游”、“梦吃”、“大观”、“文学”、“万象”、“妇女”、“事实小说”、“特辑”、“拒毒”、“防空”、“新事曲”等栏目。其中,“新国民”是为配合伪政府《新民纲要》的推出而设立的,包括“新国民守则”、“爱东亚”、“重道义”、“尚勤俭”、“负责任”、“守纪律”等若干子栏目教育国民“爱国家,爱东亚”,“反对英美侵略,实行中日合作,争取东亚解放”。其他栏目则注重介绍日本文化,如日本的绘画、木刻作品等,同时否定英美文化,对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抨击(如11月2日《敌美电影界怪现象》。)
 
    社会新闻版设有“社会琐闻”、“广播”(广播节目预告)、“银光”电影预告、“读者来函”、“戏剧”、“短评”、“本报启事”、“社会服务报告”、“新闻拾遗”、“时辰偶见”、“笔弹”、“社会调查”、“出版介绍 ”、“体教短讯”、“编辑灯下”等栏目。该版极为关注宣传、教育、行政措施、青年学生等方面的动向,也竭力“关照读者的兴趣”。其“社会琐闻”多为骇人听闻的案件新闻、桃色新闻“短评”系就一些社会现象、新闻事件发表随感或言论“读者来函”声称原文刊登读者意见,实为该报为自己唱赞歌之“歌坛”,如报纸常有“本报对读者之过誉,实愧不敢当”(1945年5月1日第三版)之类的词语。
 
    《华北新报》的版面情况大抵如此。然而,尽管总社及各分社出版的《华北新报》在版面编辑上大都采取一致的做法,以保持“一元化的性格”,但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各报在编排质量上亦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总社及天津分社出版的报纸版面整齐,分类明晰,制作精良,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而有些分社,如山西《华北新报》的编排质量则比较差,内容分类不清晰,栏目名称、位置经常更换,给人以飘忽不定之感。
 
    与日伪后期的政策相配合,该报的宣传内容即使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
 
    为了掩盖真相、争取民心,包括《华北新报》在内的日伪媒体将日军对东南亚各国的侵略战争描绘为“解放英美帝国主义支配下的远东诸民族”的道义战争。这种欺骗性的宣传贯穿于《华北新报》的始终。例如1944年9月26日该报于一版刊登的伪宣传部长林伯生的讲话中指出“这是决战的阶段,因为大东亚战争是民族共存主义对国际侵略主义的战争,在敌人一方面,是掠夺性的战争,是摧残文化、毁灭人道的战争,在我们一方面,是正义感的战争,是发扬道义精神、保卫人类福社的战争”。报纸始终将英美视作“非正义”的化身,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例如日大使馆报道班长重富义男在该报撰文指出:“敌方思想谋略宣传之魔手伴随战局进展而愈益露骨,彼等之意图不外使弱小国家傀儡化,籍此等小国家之牺牲,建成制霸世界之野望,此与我大东亚诸国家诸民族同盟和好真正亲善之崇高目的相较,实不含天壤之别”。(13)日华北军报道部长高泽还撰文抨击“依赖美国之亡国的对日抗战主义”的重庆政府,以及“兴新民主主义、呼号较重庆更激烈”、“最近亦对美国呈示媚态”的“自主抗战之延安政权”。总之,为了使中国民众放弃抗战而将敌意转向美、英、蒋、共,《华北新报》不遗余力。
 
   (二)宣传“皇军必胜”的信念
 
    如前所述,自《华北新报》创办之日起,战局即出现于日军不利的情形,其后日军更是连连受挫,直至彻底失败。然而《华北新报》对日军之败绩闭口不提,却对日军的每一个“胜利”大肆渲染,大唱赞歌。透过《华北日报》(保定)1945年1月12日至17日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就可窥见一斑“猛攻敌舰船予重创——粉碎马犹半岛敌军登陆企图”(1月12日)、“沉毁敌舰船二十二——日机两日间大战果”(1月13日 )、“吕宋平原将展开大决战——日军充满斗志待机击碎敌军”(1月14日)、“仁牙因湾敌军损失惨重——日陆海空军战果显赫”(1月16日)、“企图侵入日溪附近敌军 遭 日军痛击受巨创”(1月17)日。即便是在日军接二连三地惨败之后,《华北新报》还在登载林伯生于1944年11月3日在南京发表的广播演讲,指出日本“最近在台湾东海面及菲律宾海面,空军、海军小试其锋,已使英美机动部队歼灭大部。我们在热烈庆祝并对盟邦将士表示敬意之余,更可确信大东亚战争必能获得最后胜利,大亚洲主义终必实现”。报纸力求通过这种宣传使人们相信“皇威之下胜利常在”。
 
   (三)力主“中日联合,共赴生死 ”
 
     随着中国沦陷区的扩大,如何“提示民众于正轨”,使其摆脱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及其对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邪说”的信仰,从不合作到合作,是日伪新闻宣传机构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在这方面,《华北新报》使出了浑身解术。该报以“教化者”的身份不厌其烦地劝导“由盟邦日本之胜利,予我以道义之援助,我得摆脱英美百年来之侵压……”“年来全国上下各地,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殆已完成参战之充实准备,此则多由盟邦之协助与指导 ……然我国既已完全自主独立矣,完成参战之充实准备矣,则实确担当同生共死击灭英美之战争任务,正 自今日始也’。〔14〕报在《互尊互信互助彻底发挥缔盟精神》一文中指出“实现大东亚建设最重要者是中日两国民族及大东亚各民族,应把握中日同盟(1945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时签署的《日汪同盟条约》——笔者注)真精神,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政府要人方面更要把握这种精神”。〔15〕该报还刊登重富义男的讲话,强调“今日中日两国言论界实为内求创造正确舆论,启发民众,外与战场中皇军特攻队勇战奋斗相呼应,立于同一战线,揭穿敌美之欺瞒假面具、粉碎敌美野心企图之时也 ”。报纸试图通过这种愚民宣传“昂扬战意”,使沦陷区民众配合其残余军队做最后一搏。
 
   (四)积极推进“新国民运动”
 
    战争后期,为了补充日军大量消耗的人力物力,日本占领者要求沦陷区“动员所有精神的、物质的总力,协助友邦参加大东亚战争之决战”。在此背景之下,日伪在沦陷区发起了旨在强化法西斯统制的“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的要点是,“与日本分担建设东亚的责任”“增加生产”“以积铢累寸的精神发达国家资本”“贡献要多,享受要少,临难则牺牲一己,以救国家”。而《华北新报》更将其要义高度概括为“心物双方之建设”。〔16〕在心的方面,要“革新生活”,“铲除一切不良嗜好”,要“自肃自戒节约消费”在物的方面,要更大限度地“增产”、“增运”,“供出”,以充国力。为此该报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到这种“物心动员”中。例如该报在1944年8月2日的社论中指出“华北在当今大东亚战争最后决战阶段中,其惟一使命,即在于加强增产增送,以期增强战力,早日完成决战胜利”。该报还指出“增产增运,是政府当局建设华北协助日本作战必要的政策,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应该是竭尽全力以赴的”。(17)《 华北新报》还辟出版面,向读者介绍日本、德国、英国等国“紧张严肃的决战生活”,认为“此中能有许多地方足资参考,成为借镜者”。(18〕总之,在《华北新报》存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处处可见它为推进“新国民运动”做出的努力。
 
    综上所述,《华北新报》创办于“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秋”,其重要使命和全部任务就是唤起国民“决战情绪”和“必胜信念”,使沦陷区民众与日本侵略者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为日伪“兴亚建国大业”服务。
 
    三 、《华北新报》的特点
 
    《华北新报》是一份“末世报纸”,于日伪统治后期创办,日本投降后停刊。纵观该报从创办到停刊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本质特征,即《华北新报》是矛盾的统合体,是日伪共同培植出来的一个怪胎。
 
    其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独立性与依附性
 
    《华北新报》名为中日合办,“有董事九人,中国人居其五,日本人居其四”,实际上却为日本军部所控制。然而在该报以社论形式出现的言论中,时常可见“中国人的立场与中国人的报纸”之类的言辞。例如“报纸乃人民之喉舌,社会之舆论,群众之铎声,抑亦宣德达情之工具,此尽人所知之事理”。〔19〕彼既为舆论之代表,则其所主张,必为大多数国民所希望者,其态度必不偏不党,其批评必纯然善意”。(20)这似乎反映了报纸编辑部某种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追求。然而就在同一版面或相邻版面,即会出现日军代表或伪政权头目以专横的、直言不讳的话语方式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言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系统在报纸上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和声”。面对读者关于“若夫贵报无相当之魄力,今后敢信不亦顺水推舟、萧规曹随乎”即如何保证兑现自己独立办报的承诺的质询,编辑部闪烁其词:“盖当此战争非常时期,统制言论为政策上必然之归趋,既非中国所独有,亦非东亚新发明,因在事势上不得不尔者”。(21)为此,在提出“为民喉舌”口号的同时,该报更大声呼喊“协力政治”的口号,说这是报纸的“两种任务”。由此可见,日伪政权的存在以及《华北新报》创办的大前提,就决定了该报对日本侵略者的依附性,所谓独立性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
 
    第二,职业化与法西斯化
 
    《华北新报》出版前的日伪报纸,多为“日本式的新闻纸”,不为中国人所“悦纳”。《华北新报》出版伊始即决心“一扫 日本的形式与内容”,“做成中国人的新闻纸”。在编辑阵容上“和从来也有所不同,而要以最有能力的中国人担任”;(22)在编辑业务上,该报“注意新闻文字的制作与翻译,务求通畅易解及兴趣在言论方面……不作空洞的叫喊,专工建设的言论,并尽量使用编辑技巧,将政治军事等消息缩减面积,而利用版面多登载与民众有关的记事,将以前各报的长处尽量保留,使华北新报既博有各报的精华,更有其统一的新闻理念”。〔23〕可以看出,除了“协力政治”之外 ,《华北新报》确有一套办报理论,如有关“公共兴趣”的理论,有关“社会责任”的理论,有关“新闻价值”的理论以及有关“言论公开”的理论等等,从某种角度讲,这也反映了曾为职业报人后沦为汉奸的该报社长管翼贤的办报思想及理念。然而,该报这种职业化的办报企图却被版面上触目皆是的“大决战”叫嚣、“忠国家爱东亚”的训令以及对英美的攻击,对共产党、国民党的谩骂后期伪政府已经不骂蒋介石了,可日本人还一如既往淹没了。到头来职业化只能服从于法西斯化成为法西斯的附庸。
 
    第三,长远目标与短命结局
 
    1943年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实施,使汪伪政权自以为“完全自主独立矣”〔24〕这种 “自主独立之新情势”在《华北新报》中被多次予以强调。加之《华北新报》控制权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但日方表面上为尊重中国“主权”,将它交由伪政府管理,这就益发加重了办报者的“主人”心态,使其以“主人”的身份为该报作起长远规划来。在这个规划中,“东亚民族之决战”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其终极目标是“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恢复中国人的中国,确保东亚的繁荣,促进世界的进步”。(25)该报社长管翼贤为报纸确定的“三使命”之“推进新华北之建设”,即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长远目标,该报在“协力政治”,求立竿见影效果之外,还按照长期办报的模式与要求,在内容、版面及风格上力求保持连贯性、一致性,同时一再声称要重视读者要求,重视宣传效果。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下的报纸,该报并未将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占领者的命运做必然联系,因此直到日本投降的第二天,该报(立场上来了个大转弯)还在其社论《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大谈“国人今后努力之方向”,并“谨以四事,与国人共勉”。但无论如何,该报毕竟是依附着日本人而生长起来的,与侵略者有不可分割之联系,随着日本人的投降,它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
 
    从本质上说,《华北新报》上述种种矛盾的表现,或曰报格上的分裂,是该报社长管翼贤人格矛盾、人格分裂的必然反映。
 
    管翼贤是很看重“报格”的。他认为,报纸如同人一样,必须有人格,“人格的不同,也使报业互异其趣,……但无论此种人格的不同至何种程度,有良心的编辑—大多数的编辑是而且应该是有良心的—都认为发表对其读者真正重要的新闻是一个无尚的义务”。(26)按照管翼贤的解释,“报格”即报纸的人格,即编辑风格与编辑的社会责任感,编辑为读者服务的义务。然而在大谈“报格”的同时,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下,在报人失去独立、自由的人格的时候,这种“报格”是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华北新报》的兴衰即是对此问题的最好诊释。
 
    (此为中日合作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波、殷新宇参与课题研究,并负责资料收集工作,有关《华北新报》的一手材料,就是他们不辞艰辛于国家图书馆获得的,特致谢意)
 
注释
〔1〕《华北新报》(保定),1945年2月10日,第一版。
(2)《华北新报》( 天津 ),1944年9 月26日,第一版。
(3)《华北新报 》(天津),1945 年5月1日,第三版。
(4)《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日,第一版。
〔5〕单波:《论管冀贤的新闻观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6〕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总论篇》,伪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4页。
(7)单波:《论管冀贤的新闻观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8)《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5月1日,第一版。
〔9〕《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5月1日,第一版。
(10)王晓岚:《喉舌之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9页。
(11)《天津华北新报》1945年5月1日,第一版。
(12)《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9月26日,第一版。
(13)《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日。
(14)《华北新报》,1944年5月3日。
(15)《华北新报》,1945年9月21日。
(16)《华北新报》,1945年8月13日。
(17)《华北新报》,1945年9月21日。
(18)《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日,第三版。
(19)《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0日,第一版。
(20)《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1月16日,第一版。
(21)《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0日,第一版。
(22)《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日,第一版。
(23)《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9月26日,第一版。
(24)《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3日,第一版。
(25)《华北新报》(天津),1945年5月1日,第一版。
(26) 管翼贤纂辑:《新闻学集成总论篇》,(伪)中华新闻学院,1943 年,153页。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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