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与记者新闻素养
www.xinwenren.com  2013-01-24 16:05:07  中国新闻出版报

  □何婷婷 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是一种与显性采访(即公开记者身份和采访意图)相对应的采访方式,往往被新闻媒体用作曝光新闻的主要手段。在隐性采访中,记者以其他职业身份出现在新闻现场;采访活动在...

  □何婷婷

    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是一种与显性采访(即公开记者身份和采访意图)相对应的采访方式,往往被新闻媒体用作“曝光新闻”的主要手段。在隐性采访中,记者以其他职业身份出现在新闻现场;采访活动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采访活动以及新闻的播出都没有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概括而言,隐性采访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采访手段和采访意图的隐蔽性。

    新闻媒体运用隐性采访,目的在于减少采访障碍和干扰,获取更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就隐性采访的客观效果而言,它对于获取新闻事件真相的作用显而易见。在采访过程中,由于采访者的职业身份和采访手段具有隐蔽性,被采访者一般很少产生公开采访时常有的戒备或紧张心理,因此,被采访者的话语叙述及行为活动基本可以保持在自然状态,事件进程也可以保持最大限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隐性采访手段,“所记录的内容比较真实或者更为接近客观事实。正缘于此,备受新闻记者们的青睐”。

    隐性采访监督更具力量

    现实新闻环境的巨大变化,促使隐性采访手段越来越被新闻媒体重视。一方面,许多新闻事件通过公开报道方式获取真相的难度增大,尤其是涉及社会阴暗面的新闻题材,使用公开采访手段往往会遭遇很多的阻力,甚至于威胁到记者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娱乐化潮流在我国兴起并愈演愈烈,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新闻的刺激、轰动效应的追捧,客观上推动了隐性采访在媒体日常新闻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不可否认,在我国电视新闻的实践层面,部分媒体刻意追求刺激、轰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视新闻偷拍的变异。但是,国内的电视新闻偷拍并不像西方传媒那样,更多地考虑事件本身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及由此产生的商业价值。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仍然是以批评监督、促进工作为主要目的,这也是其受到观众欢迎和得以生存的重要基础。

    从媒体自身属性来说,新闻媒体具有社会雷达的功能,新闻生产和传播要承担起预警作用。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认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许多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丑恶现象也不断地显现出来。新闻媒体当然不能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对它们的公开曝光不仅是其最恐惧的武器,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有效预警。

    其次,偷拍偷录手段主要应用于社会阴暗面和丑恶现象的报道。“见光就死”是任何邪恶的共同特点或致命弱点,但是,要想让丑恶现象暴露出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电视新闻报道,它要求用视听语言来讲述新闻事实,这就需要记者必须深入新闻现场,用镜头记录新闻事件。但是,社会的不良现象本身就是在暗中进行的,更不可能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使用公开采访手段,结果就是不仅无法揭露事实真相,而且很可能连接近新闻现场都会是一个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视暗访与偷拍手段的广泛运用,当前被采访对象的防范意识也不断增强,从而造成了公开采访的更加困难,记者也不得不更多地使用偷拍手段的恶性循环。中国电视新闻的首次选择偷拍基于一种无奈,而今天这种无奈仍然在继续,而且程度更深。这种无奈不能不说是新闻媒体暗访与偷拍的一大尴尬,而这也绝对不是偷拍记者们的初衷。

    隐性采访要求记者更高素养

    简而言之,这种能力可以概括为胆大心细,准备充分,随机应变。

    首先,电视新闻偷拍记者的首要素质是要胆大心细。偷拍涉及的新闻题材,主要是社会的黑暗面和丑恶现象,对于记者来说,许多新闻事件现场的危险性极强,因此,胆量在新闻暗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0年10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对河北衡水地区注水猪肉泛滥的现象进行暗访。事前记者们就已经了解到,河北衡水当地曾多次打击私杀滥宰,暴力抗法事件。衡水市“屠宰办”的十几名执法人员大都被打、被砍过。两个记者虽然有先进的偷拍设备作保障,但如果缺乏足够的胆量,就无所谓暗访。同时,如果在采访过程中心不够细,稍有闪失,就容易使对方产生怀疑,记者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在电视新闻暗访中所体现出的胆大心细,本质上反映出的是电视记者对于自身职业所自觉承担的责任意识。面对可能的困境和危险,许多记者之所以不顾及自身安危,以身涉险,归根结底凭借的还是对记者这份工作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憎恶。尽管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勇于冒险的精神,但是,冒险的目的是履行记者的职责,揭露真相。如果没有对新闻工作的激情和一身正气,一个记者很难成为合格的暗访记者。现实中许多记者“挑题选题”采访,热衷于正面宣传、软性新闻而回避负面新闻的做法,足以证明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具备暗访记者的新闻素养。

    其次,在对新闻事件进行采访之前,必须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知识,做好充分准备。在一些隐性采访中,记者需要隐藏身份,冒充其他的社会角色进行采访。一方面,记者必须充分了解新闻事件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尽可能获取事件的相关信息,以便更好地选择进入的角度和拍摄目标。另一方面,记者需要根据具体的新闻事件,进行必要的“装扮”。如央视记者朱邦造等对河北黄骅市私盐泛滥的情况进行调查时,事前不仅准备了多套采访预案,而且专门向线人学习了黑道盐贩子们的“切口”。这种细节性的东西,在具体的暗访过程——尤其是涉及黑恶势力的采访中,可能会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记者必须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最后,由于在隐性采访中记者需要以身涉险,随机应变的能力尤为重要,而这种能力显然只能来源于经验的积累。在暗访过程中,记者进入现场之前,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会发生什么,不管事先的准备多么充足,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在央视记者对河北衡水地区注水猪肉进行暗访的案例中,记者进入国营肉联厂,却无人搭理,情急之下,两个记者演起了双簧,终于获得了关键的证据。尤其是在一些危险性很强的新闻现场,记者的随机应变能力不仅是保证暗访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是保障记者生命安全的救命稻草。

    记者的专业水平主要体现为获取新闻的能力,成功的暗访与偷拍不可或缺的正是记者获取新闻的能力。偷拍设备的作用只是忠实记录记者看到或想要的画面,充其量只能算作记者手中的一把剑,至于在暗访与偷拍的过程中,到底要出什么招式才能制胜,最关键的要素还是记者的新闻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电视新闻隐性采访的反思

    200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向社会公布,其中修改了以往法院对当事人采取偷拍、偷录手段获取的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规定,仅对两种情况下的偷拍、偷录不予采信:一是偷拍、偷录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进行窃听获取的证据;二是偷拍、偷录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

    这一规定的“出台与司法实践,为记者的隐性采访提供了广大的拓展空间,也使之是否合理的争论与困惑趋于清晰化”(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第25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偷拍偷录手段的确是获得了一定的法律地位,新闻单位出于公众利益而以偷拍偷录形式采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合法化。对于媒体而言,这似乎是隐性采访的里程碑。

    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电视新闻偷拍已经进入困境,一个现实的表现就是采访对象防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对政府和企业的采访,即便是正面宣传,记者在联系采访时,对方不搞清楚采访意图就不敢接受采访的情况屡见不鲜。迄今为止,我已经做了4年电视新闻记者,其间也有一些隐性采访的经历。对于我和我的很多同事来说,隐性采访比常规的新闻采访更能让我们体味记者的责任。但是,当“防火、防盗、防记者”一度成为社会的流行语时,每一个使用隐性采访手段的记者一定都曾感到过沮丧与无奈。

    实际上,目前关于隐性采访和偷拍的所有争论,主要还是对偷拍手段可能被滥用的担忧。尽管新闻媒体对隐性采访手段的使用可能会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但是,任何方式都会有利弊,完全归咎于新闻媒体,显然是不公平的。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我国相应法律和体制的尚不完善。

    对于电视新闻媒体而言,以偷拍偷录为主要手段的隐性采访仍然是一种无奈但必需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可以预计的将来,还会继续大量存在。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在中央电视台诸多栏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的舆论监督节目中,明访的形式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这自然得益于央视在国内独特的地位,更是电视记者多年来与黑暗势力、丑恶现象不懈抗争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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