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原型及演变
www.xinwenren.com  2013-01-24 11:23:52  

郑瑞侠内容提要 中国南方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故有水乡之称。楚国地处南方,因此,渔父形象主要出现在楚文学中。《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是渔父形象的原型。渔父形象经历了从人生诱导者到隐士高...
郑瑞侠
内容提要 中国南方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故有水乡之称。楚国地处南方,因此,渔父形象主要出现在楚文学中。《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是渔父形象的原型。渔父形象经历了从人生诱导者到隐士高人,再从义士侠客到绿林好汉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人向自然和自身的回归,与道家思想密切关联,对传统礼教和封建政治的疏离与叛逆,属边缘文化和非主流话语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 渔父 隐士 侠客 绿林好汉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尤其是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楚族先民,就对水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出现了水崇拜。楚族先民大多傍水而居,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故而以打鱼老人为原始形态的渔父形象,主要出现在水缘文化影响深远的楚文学中。《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是渔父形象的最初原型。

 

  • 从人生的诱导者到隐士高

 

    较为完整的渔父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和《楚辞》。《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作者,据前辈学者考证,大概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人,为庄子后学和屈原,故而楚文化因子已渗入他们的血脉之中,根深蒂固。他们的学术观点、处世原则虽不尽相同,塑造的渔父形象却并无二致,其共同特点主要是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而出现。

    《庄子》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是孔子,《楚辞·渔父》的假设诱导对象则是屈原本身。这种假设主客对话的写法是《庄子》、《楚辞》常用手法,也是当时一种流行文风,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的身份无疑都是隐者,都是对假设诱导对象的积极入世进行批评,表现了道家一派的思想倾向。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庄子·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如何训导孔子,通过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批评孔子危其本真,远离至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正。乌呼远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是隐士们经常批评和劝导的对象,如在《庄子·人间世》等篇中所载孔子游蔡时遇到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都和渔父一样是以隐遁者的身份批评孔子的入世和执着,极力劝说孔子脱离尘世归隐山林。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执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之举被渔父斥为多事,告戒他要顺应自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才可以“无所累矣。”如此这般渔父还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最后将“绝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相开导。《楚辞·渔父》主要描写渔父劝导屈原要像道家观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圣人一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对屈原因“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惨遭流放所造成的内心巨大痛苦不以为然,并质问屈原:“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竭力劝导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原则,摆脱尘世间一切不必要的烦恼。

    《庄子》渔父和《楚辞》渔父作为人生诱导者角色是完全的主动行为,这一特点在两篇《渔父》的开头与结尾处表现得非常明显。《庄子·渔父》开篇即描写孔子正率领弟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其乐融融。渔父弃船登岸不邀而至,曲终招弟子对话,以吸引孔子前来求教。《楚辞》中的渔父似乎专门等在泽畔对屈原进行劝诱。故而当屈原“颇色憔悴,形容枯槁”失魂落魄地行吟于江边时,渔父主动上前相问:“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然后便开始实施教诲。另外,两篇《渔父》的结尾也大致相同,都是渔父径自划船而去,《庄子》渔父“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楚辞》渔父“莞尔而笑,鼓柂而去”。不过,被诱导者对二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孔子是将渔父视为体道的圣人,礼敬有加,“待水波定,不闻拏音,而后敢乘”,并对不解其意的子路进行一番教训:“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渔父之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将渔父视为道的象征。在《庄子·渔父》中渔父是主体,是为宏扬道家思想服务的;屈原对渔父的劝诱则是全然不顾,而且对劝其“和光同尘”的观点严加反驳:“安能以察察之身,受物之汶汶者乎?,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在《楚辞·渔父》中屈原是主体,描写的是两种对立的人生观。由此可见,渔父是完全的主动行为,他们不邀而至,不辞而别,同时又不受被诱导者态度的影响。《庄子》渔父不因孔子的诚心受教而给予他再次相见的机会,只是对其劝言:“可与往者与之,至于妙道;不可与往者,不知其道,慎勿与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绝情而去。《楚辞》渔父在屈原不听劝告之后,并无丝毫怒意,只是莞尔一笑,高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飘然而逝,颇具隐者之风。

    《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都被赋予了极强的神秘色彩,成为介于神仙和普通人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他们生活在山野泽畔,居无定所,悄然而至,飘然而逝,常人很难见其踪影,俨然一世外高人。除此之外,同属于楚文学范围内的《吴越春秋·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是这样一个神秘隐者形象。从渔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到拒绝伍子胥赠剑,最后竟然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整个过程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感觉有些许诡异,始料不及。不过,此时渔父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的角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自身的生存状态还没有得到完满地显露。如《庄子》渔父摇船而至,《楚辞》渔父似乎就等在水边,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出现的时机更是恰到好处,但他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如何,用什么手段进行捕鱼,这一切都没有明示。

    至唐宋时期,渔父继续作为隐士和世外高人形象而出现,这是渔父原型的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尤其是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渔父的生活状态、捕鱼手段都有了确切的描绘,和先秦时期的渔父形象相比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主要展示渔父本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退居次要地位。与先秦时期不同,唐宋时期大量的诗词作品都是描绘渔父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作者和创作对象融为一体,渔父即作者,作者即渔父。

    唐宋时期较早以渔父为题进行创作的文人应属张志和。张志和自号玄真子,曾待诏翰林,后隐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张志和共写有《渔父词》五首(亦称《渔歌子》,《渔父》诗一首。据史载,《渔父词》五首为唐代宗大历九年张志和拜谒湖州刺使颜真卿时所作,颇受好评,当时颇真卿、和凝、李珣、欧阳炯、陆羽等众多文人纷纷效仿并加以应和。后不久,传入日本,得到嵯峨天皇的极力赞赏,并在欣喜之余创作了《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1]为日本填词之开山鼻祖。《渔父词》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对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中所塑造的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箬笠,斜风细雨中的垂钓者和柳宗元《江雪》[2]中的寒江独钓者,堪称千古一绝,逐渐凝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渔父形象的一种定格,得到普通认可。为了便于吟唱,苏轼、黄庭坚曾先后用其原句增写为《浣溪沙》《鹧鸪天》。对此,刘熙载曾有过评价:“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3]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后人所创作的《渔父》诗词,包括嵯峨天皇的和词,无论是在用句和意境上,基本上没有超出张志和这首“西塞山前”。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及《渔父》诗一首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一致的,描绘的都是渔父怡情山水逍遥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安详快乐的心境,还有大自然美丽无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青草湖面,一轮明月上下映照,阵阵渔歌前后呼应,摇动着“钓车子,橛头船”穿行在风浪水波之间的“巴陵渔父”比神仙还要快乐。难怪宋代词人周紫芝对此艳羡不已:“好个神仙张志和,平生只是一渔蓑。和月醉,棹船歌,乐在江湖可奈何。”[4]从张志和的《渔父词》中可以看出渔父即是作者自诩,渔父的生活状态即是作者生活状态的自我写照或对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从周紫芝的和词中也可以看出后人实际上也是将渔父视作张志和的化身,故而渔父即是作者,作者即是唐宋诗词作品所塑造的渔父形象。这一特点在李珣《渔父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李珣笔下的渔父完全是一个隐居山林,不与官府合作的文人形象,从作品中对渔父形象具体生活状态的描绘即可透视这一时期文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灵追求。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诗词创作者除了与书典密不可分之外,总是和酒连在一起,没有酒,诗词似乎缺少了韵味,“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就好像“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5]一般。文人离开诗酒,就像人间没有了美女一样,山水失色,花月皆成虚设。所以,作为文人化身的渔父形象具体的生活状态就是置身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读书、醉酒、垂钓。如,李珣《渔父词》:“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典道渔人只为鱼。”渔人如果不为鱼,就不会是纯粹的渔人,那么以渔人自诩又为了什么?轻爵禄,慕玄虚,远离仕途归隐山林,尽享山水之乐才是真正目的。对此,他的另外两首《渔父词》表达的更为明确:“避世垂纶不纪年,官高争得似君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棹惊鸥飞水溅袍,影侵潭面柳垂条。终日醉,绝尘劳,曾见钱塘八月涛。”[6]信船垂钓,对酒邀月闲来翻书,遁迹江湖怡情山水,不记人间岁与年,这完全是作者自我生活的写照。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样一个逍遥自在如人间神仙的渔父形象,与在风口浪尖讨生活的真正的渔父联系在一起。正如清人张潮所言:“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7]真正的渔夫樵子,僧人道士,虽身处名山大川,但他们或为生活困扰,疲于奔命;或为求道成仙,苦心修行,难得清闲与雅兴去观赏旖旎无限的美好风光。

    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都是对隐逸山林的生活心向往之,以寓情山水为人生一大乐事,“好摅杯,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8]时光短暂,人生短促,诗人面对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远离权势名利的纷争。心情平静安闲,达到一种自我满足,这是唐宋时期渔父形象的主流,占主导地位;而对世人的教诲诱导则变成暗线伏流,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相反,倒是世人出面对渔父进行劝诱。不过,不是劝诱他们当隐士,而是召唤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据传说,张志和隐居江湖后,唐肃宗曾踢给他奴婢各一人,奴称渔童,婢称樵青,“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柂;樵青使苏兰薪桂,竹裹煎茶。”[9]而其兄张松龄俱怕弟弟放浪形骸不知返家,在越州东郭替他建筑房舍,井应和其作《渔父歌》十八首以诱其回心转意,其中一首《和答弟志和渔父歌》:“乐是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10]意思甚为明确,张志和“乐在风波不用仙”,张松龄便劝他“乐是风波钓是闲”,不能作为人生大事;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张松龄便告诉他“狂风浪起且须还”,不能在外久留。黄庭坚因“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之事,续张松龄之意,作《鹤鸽天》:“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11]黄庭坚劝说张志和返回朝廷,因为人世间不可能没有风波,久留湖上是危险的。宋高宗赵构,曾到会稽见到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应和十五首,其中一首:“春入渭阳花气多,春归时节自清和。冲晓雾,弄沧波,载与俱归又若何。”意思和张松龄、黄庭坚一样,都是劝诱张志和重新入仕。

    第二,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一般都是老者;而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其年龄段则是比较模糊的。《庄子·渔父》对渔父的相貌是这样描写的;“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从“须眉交白”即可明确得知,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者。《楚辞·渔父》对渔父的相貌虽然没有明确描写,但根据王逸所言:“《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12]据前辈学者考证,屈原放逐湘江之间的时间是在顷襄王十三年以后,屈原此时的年龄大概50岁左右。屈原曾官任三闾大夫,地位显赫,虽被流放,常人亦不敢对其随意冒犯。故而敢于对屈原进行训诫的渔父年岁一定很老,最起码要年长于屈原。另外,《楚词直解》对渔父一词的解释是:“楚地对老年人的尊称。渔父,打鱼的老人。”[13]《吴越春秋》卷三所载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从称呼上分析也应该是一个老者,当渔父将伍子胥渡过江后、子胥曰:“请丈人姓字。”丈人,是古时对老人的尊称。《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这里的丈人是老者无疑,并且是一个隐居世外的老者,他将孔子讥笑一番后把迷路的子路领回家,杀鸡做饭,盛情款待,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有两个已经能够陪客的儿子,此人一定不会太年轻。由此可以推论,《楚辞》和伍子胥过江中的渔父也都是老者。唐宋诗词中渔父的年龄却无法确定,只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一句,似乎可以猜测。其他都没有这方面的有关描述。另外,唐宋诗词作品中的渔父大多数是作者自诩,由作者年龄来比照渔父的年龄,也是一种方法。但这一问题过于复杂,需专文论述。

    第三,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没有交代其具体的捕鱼方式,而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则往往是垂钓者。如张志和《渔父歌》:“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渔父》诗:“八月九日芦花飞,南溪老人垂钓归。……却把渔竿寻小径,闲梳鹤发对斜晖。”欧阳炯《渔父》:“摆脱尘机上钓船,免教荣辱有流年。无羁绊,没愁煎,须信船中有散仙。”[14]和凝《渔父歌》:“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惹钓丝”等等,这些诗句所描绘的渔父都是垂钓者形象。为什么唐宋文人会偏爱于垂钓,而不是出航撒网或采用其他更为实用的捕鱼方式?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要求,二是由于传统垂钓情结对文人心态的一种映照。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大多是作者的自我写照,垂钓只不过是他们寄情山水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方式,而非真正的谋生手段。就如同庄子宁可垂钓濮水亦不愿应楚王之邀去做宰相,濮水垂钓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庄子的一种态度而已,并非真正目的。对垂钓者而言,山泽水畔,风清日暖,驾一叶扁舟,披一身细雨,桨声欸乃,渔歌悠扬,这是一种多么优美的人生体验。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与文人身份相符的悠闲潇洒之美,这种美在大风浪中张网捕鱼或赤足裸臂涉水捞鱼的情境中是无法产生的,设想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去与风浪搏斗,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恐怕只有狼狈而非优美。所以,仅从审美角度而言唐宋诗词中的渔父大多以垂钓者形象出现是符合审美规律的。此外,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是隐逸之士的代表,隐逸之念自古有之,老子主张功成身退,《庄子·刻意》曾经写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尤其是秦汉之后,封建君权空前强化,文人士大夫对仕途险恶为官不易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再加上魏晋时期,战乱纷仍,随时会有性命之危,“隐逸山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远离官场以求心灵清静和保全性命的最佳避难所。唐宋时期,受佛教与禅宗思想的影响,隐逸之风更盛,不过此时人们的隐居目的也更为复杂。大多数人是为了“逍遥自在”,无意仕途而真心归隐,但其中也不乏向往做“山中宰相”和走“终南捷径”的人。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早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就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孔子之言虽有些过于偏颇之虞,却说明了隐居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宋人陈景元也发过同样的感慨,他在为《庄子·徐无鬼》篇作注时说:“后世山林养浩者,有借岩居之高为仕途之捷,遂无真隐矣!”由此可知,“避世垂纶”的渔父也许并不想终生垂钓,“莫道渔人只为鱼”,手中的钓杆莫不是终南捷径的一根拐杖,“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15]自从姜太公渭水垂钓,钓得大鱼周文王,由文王亲自驾车请回宫后,直钩垂钓便成为众多隐逸之士羡慕和追求的最高目标。故而无论是对“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的张志和,还是渭水之滨学做渔父,但“钓人不钓鱼”[16]的白居易等唐宋文人来说,临水垂钓已成为内心深处一个难解的情结,一个暗藏的希冀。

 

  • 从义士侠客到绿林好汉

 

    先秦文学中的渔父是以人生诱导者角色出现,他们有一付热心肠,希望通过自己的劝诱能够帮助世人摆脱苦难,将他们从尘世的烦累中解救出来。这种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义士侠客。

    “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韩非子的《五蠧》:“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进一步概括了“侠”的基本特征:“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按此,司马迁认为侠义之士虽然与现实政治的某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相抵触,但他们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救人于危难而不计个人生死,不以其能而邀功,并且不贪求任何回报,这些行为亦是很值得称赞的。《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形象就是一个典型,他不仅具备了司马迁所概括的义士侠客应有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以楚国为背景,和水缘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伍子胥是春秋后期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奢因直言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楚王派兵追杀。伍子胥逃到江边,追兵在后,危难之际,有一渔父正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伍子胥求其相助。渔父帮助伍子胥渡江后,为了保守秘密,免去伍子胥的后顾之忧,不惜沉江自尽。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界定,侠义精神的首要一点就是讲求信义,对义士侠客而言信义有时要比生命更为重要。所以,《吴越春秋》中的渔父为伍子胥取饭而受到怀疑时,渔父十分不悦,责怪伍子胥:“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铜,子何嫌哉?”渔父以信对人,不容许别人对他的信义有任何怀疑,故而伍子胥过江后嘱其保守秘密,他便沉江自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证明他的信义程度,死人是永远不会泄露秘密的。救人于危难,讲求信义的侠义精神虽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颂,但过分发展就会和现实政治产生疏离甚至于冲突,即如司马迁所言:“不轨于正义。”这种倾向在《吴越春秋》中的渔父身上即有所体现。《吴越春秋》主要是通过渔父和伍子胥的对话塑造了一个义士侠客形象,描写得十分生动。伍子胥过江后为了感谢救命之恩解下价值百金之剑赠与渔父,渔父曰:“吾闻楚王之命,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伍子胥被拒绝后,又问其姓名,渔父回答他:“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可见渔父早已知道所救之人的真实身份是楚王下令通缉的罪犯,并且知道自己所做所为已触犯刑律,是违法之举,已经和现实政治发生冲突,但仍然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主动相救。

    由《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形象可以看出,渔父作为义士侠客出现时,已经和现实政治相疏离和冲突,这种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便会走上起义造反的道路。《水浒传》中渔民出身的水军领袖多数都是如此,其中以三阮、张氏兄弟最为典型。如《水浒传》第十五回,吴用前往石碣村,阮小五对官府流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以及对梁山好汉的羡慕之语:“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都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起义造反的倾向。第三十七回,宋江遇见张横、张顺兄弟,宋江眼中的张横:“七尺身躯三角眼,黄髯赤发红睛,浔阳江上有声名。冲波如水怪,跃浪似飞鲸。恶水狂风都不惧,蛟龙见处魂惊,天差列宿害生灵。”他的兄弟张顺更是了得:“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没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更兼一身好武艺。因此人起他一个异名,唤做浪里白跳张顺。”在他们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先秦文学和唐诗宋词中逍遥风雅的渔父形象,己变成性格粗旷,举止豪迈的草莽英雄。从义士侠客走上起义造反道路的渔父和现时政治相疏离的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不为官府服务,在《水浒传》中的表现就是不受招安。如第九十三回,李俊逢费保、倪方等人,费保即明确表示:“若是哥哥要我四个帮助时,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说保我做官时,其实不要。”第一百回,阮小七因曾穿方腊御衣戏耍,官府惧其日后造反,便免去他的官诰,复为庶民。阮小七不怒反倒十分欢喜,带了老母亲还回梁山泊石碣村,仍旧打鱼为生,逍遥自在做渔父。渔父与官府相疏离的进一步结果就是发生正面冲突而导致起义造反,传统戏曲剧目《打鱼杀家》塑造的就是这种渔父形象。萧恩与女儿桂英捕鱼为生,当地恶霸丁燮勾结官府,一再勒索渔税,滥施刑杖。父女被迫起而抗争,杀死恶霸全家,远走他乡。京剧、汉剧、秦腔等许多剧种均有此剧目,剧名又叫《庆顶珠》。庆顶珠系桂英未婚夫花逢春的定亲聘礼,官兵捉拿萧恩父女,萧恩自尽,桂英投水遇救,最后与花逢春因珠而相认,终于团圆。值得一提的是,花逢春系梁山英雄花荣之子,又与水浒梁山有关联。

通过这些渔父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起义造反者角色的渔父,其主要特征是以年轻者居多,并出现了女性形象,往往伴有杀人越货等不法勾当。先秦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大多数是老者,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渔父年龄模糊不清,而后期小说和戏剧中所塑造的渔父主要是年轻人,如《水浒传》中的水中英雄船火儿张横、浪里白跳张顺、混江龙李俊、出洞蛟童威、翻江屋童猛以及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等,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以萧桂英为代表的一系列年轻女子渔父形象的塑造,在先秦文学和唐宋诗词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人大多数居住在较为偏远的鱼村,如阮氏三兄弟就住在水泊深处的石碣村,那里“青郁郁山峰迭翠,绿依依桑柘堆云。四边流水绕孤村,几处疏篁沿小径。茅椽傍涧,古木成林。篱外高悬沽酒旆,柳荫闲缆钓鱼船。”他们平日以打鱼为生,但是在打鱼的同时又趁机做些私商勾当,杀人越货。他们胆大妄为就像张横所唱的歌谣一样:“老爷生长在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就连宋江等“好汉”也被吓得浑身酥软。

 

  • 渔父形象的基本特征

 

    经历了从人生的诱导者到隐士高人,再从义士侠客到绿林好汉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逐渐发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人向自然的回归。渔父形象的塑造是以大自然为背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无论是先秦文学中的渔父,还是唐宋诗词中的垂钓者,乃至于后期小说戏剧中具有义士侠客精神和最终走上造反起义道路的草莽英雄,都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把大自然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如《庄子》中的渔父,谆谆劝诱孔子早日放弃尘世俗务回归自然,《楚辞》中的渔父告诫屈原不要对朝廷国事过于执着,到山水中去寻找安宁快乐。人向自然回归,就必须顺应自然法则,这样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向自然回归,还必须任性率情,去掉所有人为的修饰,就像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诗:“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延缘。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17]官员的威仪与排场,会掩盖住大自然的美丽,只有像《庄子》中摇着小船延缘芦苇之间的古渔父那样才能真正体验到大自然的乐趣。孙绰《秋日》诗:“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士朝,澹然怀古心,濠上岂伊遥”,[18]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濠上”典出《庄子·秋水》篇,是写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有关鱼乐问题的辩论,表达了孙绰对人与自然相通的濠上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渔父形象的塑造是以大自然为背景的,他们生活在僻静的山林泽畔,远离尘世的喧闹,就连“杀人越货”的梁山泊水军领袖的居处也被描写得清幽美丽,如《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宋江发配途中经过的差一点被劫杀的浔阳江边小镇:“暮烟迷远岫,寒雾锁长空。群星拱皓月争辉,绿水共青山斗碧。疏林古寺,数声钟韵悠扬;小浦雨舟,几点残灯明灭。枝上子规啼夜月,园中粉蝶宿花丛。”也许正是这广袤秀丽的大自然造就了渔父自由的心灵,只有在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渔父形象才能达到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

    第二,人向自身的回归。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对后世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过分偏重于发展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的道教,以追求长生成仙为主要目的衍化而成的“遇仙”“游仙”两大原型;二是继承了表现道性自由的隐者风范,以摆脱心灵困境与避害全生为主要目的而产生的“山水”“田园“两大主题。“游仙”“遇仙”类作品的最早创作者应是一些方术和道士,魏晋时期大量文人也开始进行创作。不过,他们所描绘的仙境毕竟离现实太遥远,可望不可及,故而人们还是愿意把视野转向人间。因此,魏晋时期便开始产生大量的以文人为创作主体的“山水”“田园”诗,至唐宋时期,山水田园诗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回归自然到回归心灵两个阶段。渔父生活在山泽水畔,与山水田园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成为历代文人歌咏的主要对象。渔父形象的塑造同“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向自然回归到向自身回归两个阶段。在向自然回归阶段,渔父形象主要是把大自然作为人生的一个归宿,抚慰心灵的一个场所,保全性命的一个避难处。在向自身回归阶段,渔父形象不再只是把真实存在的大自然视作唯一归宿,而是进一步纯任天性,把心之所在视作山水自然之所在。心之自由,便是生之逍遥。如白居易《渭上偶钓》:“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偶持一竿竹,悬钓至其傍。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昔日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兴尽钓已罢,归来饮我觞。”描写了心与境的交融与和谐。白居易渭阳垂钓,既不钓鱼,也不钓人。面对秋光,坐在鱼旁,心却远游无何有之乡。大自然在他的眼中已然虚化,“兴尽钓己罢,”心兴若无,一切索然。和凝《渔父》所描绘的意境与白居易截然不同:“白芷汀寒立鹭鸶,蘋风轻剪浪花时。烟幂幂,日迟迟,香引芙蓉引钓丝。”完全是一幅大自然的美丽图画,诗人在画中垂钓,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但是却没有对诗人的心境进行描绘。在这里大自然是被人观赏的对象,而不是诗人心灵自身。孙光宪的两首《渔歌子》:“草芊芊,波漾漾,湖边草色连波涨。沿蓼岸,泊枫汀,天际玉轮初上。空舷歌,联极望,浆声伊轧知何向?黄鹄叫,白鸥眠,谁似侬家疏旷!”“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19]对大自然秀丽的风光和人物活动描写得非常精致细腻,却没有达到心与境的和谐。虽然白居易的《渭上偶钓》诗在先,和凝等人的《渔父》词在后,但从逻辑上看,白居易的诗属于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向自身回归;和凝等人的词则属于较低层次,是向自然回归。

    第三,对传统礼教和封建政治的疏离与叛逆,使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塑造的渔父形象逐渐脱离主流文化,滑向边缘,成为非主流话语。渔父形象由隐逸之士转为义士侠客时,便明显地与现实政治相疏离,而实际上这种疏离早在渔人作为隐逸的形象出现时就己开始,因为隐逸意味着不合作,是疏离的开端。从《庄子·渔父》、《楚词·渔父》到唐宋诗词中所塑造的作者自我写照的渔父形象都应属隐士之类,从他们起就开始了与现实政治的疏离。而《吴越春秋》中的渔父已变成了义士侠客,与现实政治相对立。历代统治者反对义士侠客的态度十分坚决,早在汉朝文、景、武三代,就“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20]纵观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列传》,其他各史均无游侠列传,由此可见义士侠客从东汉起便不再为史家所正视。起义造反则是对现实政治的叛逆,更会受到无情镇压,在正史中起义造反者统称为匪。二十五史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代表,义士侠客、造反起义者被排斥在外,只能成为边缘文化和非主流话语,就像《水浒传》中水军领袖的命运一样,抗争、起义、受招安,最后被杀害。

 

[参考文献]

[1]嵯峨天皇:《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每歌用带字),见《唐五代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见《全唐诗》卷352,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948页。

[3]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见《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4]周紫芝:漫拟张志和《渔父词》六首,见《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3页。

[5]张潮:《幽梦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6]见《唐五代词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0页。

[7]张潮:《幽梦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8]顾夐:《渔歌子》,载《花间集》卷7,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9]见《全宋词》册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18页。

[10]张松龄:《渔父歌》,载《全唐诗》卷308,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92页。

[11]见《全宋词》册2,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91—1292页。

[12]汪瑗:《楚词集解·楚词小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3]董楚平:《楚辞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4]欧阳炯:《渔父》,载《尊前集》,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33页。

[15]辛弃疾:《鹧鸪天·有感》,见《全宋词》册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43页。

[16]白居易:《渭上偶钓》,见《全唐诗》卷429,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26页。

[17]《苏轼诗集》卷13,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64页。

[18]孙绰:《秋日》见《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2页。

[19]《花间集》卷8,辽宁教育出版社,第68页。

[20]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广智书局1904年版,第37页。

 

[作者简介]郑瑞侠(1963—),女,辽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哲学系,辽宁沈阳110036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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