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的别样写法
www.xinwenren.com  2013-01-24 11:36:08  中华读书报

凸 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25日 03 版) 英国作家毛姆有一篇著名的文论——《三个日记体作家》,在文中,他对龚古尔兄弟、儒勒·勒纳尔和保罗·莱奥托的创作生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文笔生动...
 

凸 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25日   03 版)
    英国作家毛姆有一篇著名的文论——《三个日记体作家》,在文中,他对龚古尔兄弟、儒勒·勒纳尔和保罗·莱奥托的创作生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其文笔生动而引人入胜,其论断透辟而令人叹服。其核心之论,归结到一点,就是:有什么样的童年,就有什么样的作家,作家的作品本质上是他的自叙传,是由他的成长经历衍发的情感、观察和思考。

    他还说,上述的几位作家,其天分庸常,属缺乏想象力和创作力的一类,却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声名,且有篇章成为经典。譬如儒勒·勒纳尔的《胡萝卜须》,盖因为他们的童年乖蹇、蹭蹬,因而有独特经验和感受,平实质朴道来,就与众不同。中国的郁达夫的创作观也与毛姆不约而同,他的代表作《沉沦》便是得益于他少年在日本留学的苦难经历,至于《日记九种》更是最直接的验证。看来,童年与作家、童年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命脉关系,一如根须和植株,是生长在一起的。

    这几乎就是一个定论——

    华兹华斯在著名的诗篇《无题》中说,“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弥尔顿在《复乐园》第四卷第220——221行业有明确的阐释:“儿童预示成人,就像晨光预示白昼”。基于此,北京作家宁肯在回答“作家可不可以培养”时,也明确说,作家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培养的——意识部分形成的“症候”一般来自于教育、阅读、知识、兴趣,而无意识部分的“症候”,主要形成于一个人的经历,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形成于这个阶段的深重而独特的个人感受,以及在内心的某种情结。所以作家的独特性、独创性是不可以培养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培养一个作家的童年和青少年呢?

    反观我自己的创作,最得意的文字,也几乎都是源自早年的乡土经验。因为一进入旧时的场景,就温暖,就自在,就身心通泰,下笔流畅,一如神助。相反,那些凭空想象的创作,虽然绞尽脑汁,用尽心力,还是拘涩凝滞,不能自由伸展。因为生地一如母体,它给你血脉和生命基因,决定着创作者的性情和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属于自己的思维领地,生命有“在场”的状态,可以准确地把握和判断,因而可以准确地表达与描述,就感到特别地有力量。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对准确性的背叛,就是对文学的背叛;现实主义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文学的最高准则,即:准确性。

    所以,我本能地觉得,能让我在文坛立身的作品,肯定是这一份早年的成长经历和乡土经验。

    以我的散文集《大地清明,故乡永在》为例。这部作品的写作,我前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是个在时间深处,缓慢积累的过程。之所以“缓慢”,不仅是因为童年和少年的经历和经验贵重如金,不容挥霍,更根本地,就是基于对“准确性”的自觉追求。而且我还发现,乡土是个温情厚地,从那里走出的人,容易产生本能的眷念,甚至陶醉其中,处处以为好。这种“催眠”作用,反而遮蔽了发掘“准确性”所应必备的眼光。纵观当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为什么品格上整体趋于低,就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感性泛滥,理性缺失。而鲁迅乡土文学,为什么有那么丰沛的理性和那么宏富的内涵,是因为他着眼于“立人”,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上“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幸运的是,我在从事写作之前,就较早地接触到了鲁迅的作品,那时,好像也就是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内心敏感阶段,留下的烙印是深的,便不敢草率书写乡土文字,总想仰望鲁迅的余影,能写出一点高度和深度。于是,即便是学写了一些篇章,也陆续有所发表,但也不敢视为正式作品,而是作为日后“正经”创作的素材准备。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一些世界乡土文学的经典作品,譬如怀特的《人树》,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胡安·鲁尔福德《平原烈火》,埃林·彼林的《土地》、《未收的麦田》等,豁然生出一种全新的认识:处理童年经历,绝不能一味缅怀,写乡土物事,也绝不能一味沉醉,要有成人襟怀、现代眼光和城市经验的关怀和关照,一如蚂蚁爬行得再努力、掘进得再深入,总是向下的,头顶上的风光它是看不见的。如果插上一双小小的翅膀,飞上一个小小的高度,看世界的纬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会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传统思维,上升到理性思维、立体思维和现代思维,如此一来,写作的“准确性”就会有更高程度的到达。所以,我要求自己,即便是写自叙传,也要取法乎上,跳出小我,写出普世的意义。

    虽然屠格涅夫很动人地说,我只有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才能写得好,但那是他在欧法羁居得太久之后的一种文化乡愁,至于我们个人,如果只盘踞在京西这块小小的乡土,而不跳出“三界”之外,站在北京城的制高点上回望京西,肯定是写不好。因为批判、审视和反观眼光的缺失,只会让我们写出起点过低的乡村挽歌。

    坦率地说,我的这部散文的写作,融入了我高度的文化自觉,它虽然立足于童年、过去和乡土,面对的却是成人、现在和城市,它试图揭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性生成的路径和文明进化的得失——让不同的文明状态,从对抗走向更有机的相互融合,让不同的生存方式,从隔膜走向更内在的相互涵养。简而言之,它是写给成年人的现代童话,是写给城市文明的的乡村寓言。其用意就在于给今人以反拨,呼唤成年人红尘阅尽之后的天真、城市人功利占尽之后的真情——让人性的太阳蓬勃升起,让物化的迷雾最终散去。

    至于在技术层面,我戮力于文字的“复合”品质——叙事、抒情、论理三者之间,不简单是一种因果关系,也不是一种被动服务的关系,而是结伴而行,共同到达,以期达到浑然天成,无造作痕迹的效果。宁肯说,这种手法,拓展了散文的文体边界,提升了散文的艺术功能,有开创之功。他之所说,虽不敢承领,但还是窃以为喜。因为不蹈窠臼,免入俗流,或许也是一种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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