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骨 以文为肉——《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对当前传记文学不良倾向的匡正
www.xinwenren.com  2016-06-19 21:28:33  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

杨若文32万字的传记文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在作家出版社已经呱呱坠地,这是由作者王戈执笔并联手王作人推出的。国内的一流文学评论家抢先为其发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这些重量级报纸也

杨若文

32万字的传记文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在作家出版社已经呱呱坠地,这是由作者王戈执笔并联手王作人推出的。国内的一流文学评论家抢先为其发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这些重量级报纸也给其书评让出了不小的版面。我得到一本,拜读后感慨万千,满肚子的话好像不吐不快。再细读这些评论大家的文章尤其雷达先生的评论后,获益匪浅又茫然失措,因为他们评论之精当、论述之全面、开掘之深刻,给别人没有留下张嘴用舌的空隙。传记文学,不同于新闻用事实说话,相异于文学以虚构成书,它要处理的是“史”与“文”的关系、“书”与“法”的关系。评论家在这两方面似乎有意给我辈让渡了发言的余地。该书确实在处理以上两个关系方面皆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着重就“史”与“文”关系的处理多来几句,至于“书”与“法”的关系只能捎带而过了。传记文学是传记与文学的融合,即“史”与“文”的融合,其中以“史”为骨、以“文”为肉。作者正是这样拿捏二者关系的,准确、精当,给读者奉现了一朵传记文学中滚着露珠的溢香之花。

一、 用真切的事实对历史予以打捞与还原

以“史”为骨,必须有硬性材料支撑,而材料又有主干与枝叶之分。唯有二者的真实,才能保证事实的真实。

主干材料,是指重大事件与揭示本质的关键史实。传记文学对这种材料的要求十分苛刻,地点、时间、事件的发展进程、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人物的典型话语,都来不得半点马虎。本书在这方面相当讲究,它记述了江隆基一生奋斗不止的经历尤其是他最后十四年间作用于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在政治大风大浪中对真理的坚持,多年来对北大、兰大两所大学教风、学风、校风的改变,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对各类优秀人才的培养,对我国教育思想的丰富,其高层次的人格修养、以善待人的处世态度与勤俭朴素、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对周围人与后来者的熏染,“文革”浩劫中直到被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仍对原则的坚守,当时正直人们对他的暗中保护以及几十年来人们对他的敬仰与怀念等等。笔下所及均真真切切,有案可稽;各类大量的数据,都有原始书面资料可依。书中涉及的兰大“文革”,还仅仅是打、砸、抢、闹以及无情打击、惨烈斗争汹涌浪潮尚未来到之前的小小涟漪,就已显露了出人意料的蛮横与残酷,也晾晒出幕后黑手的卑劣与狠毒。将书中这段翔实的记述浓缩为简单的几句就是:以“斗”为纲,不择手段,坏人嚣张,好人蒙冤,谁都有随时被整死的可能,人人自危、寝食难安……读了有关江校长厄运的描述,笔者回想到著名教育家、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党政一把手程今吾稍迟几日的同样遭遇,几乎是江隆基冤死情节的复制,复制版的遭遇也印证了主干材料的真实无误。读这段描述时,仿佛倒回了那个时代,不免令人心悸魂惊。

枝叶材料,是指那些能辅助主干材料的不可或缺的下脚小料或曰枝稍末叶。该书颇为注重枝稍末叶对于主干材料的配合帮衬,而且对于这些枝叶材料,有时浓墨重彩,有时素服淡抹,例如用特写镜头定格了这样一个细节:兰大一伙暴徒在批斗江校长过程中,几个打手“用铁丝拧成并露出许多铁丝头的将近两米高的‘铁帽子’,猛地扣在江隆基已经严重谢顶的头上,猛力往下一摁,随着一声惨叫,一股股鲜血从脸颊流到脖颈,他失去控制地跌倒在台上”。不必分析,这一枝节性的镜头比任何词典对“残暴至极”的解释更加到位。目触此细节,脑子里刻下了拂之不去、拂去还来的深刻记忆。这一例子如此骇人听闻却绝对真真切切,不用说好多目击者现在还健在,即使并非目击者的同代人,他们单位或者他们周围都曾发生过像这样残忍的甚至有过的事件,如此恶性的暴行在当时的全国各地也时有所闻。与此差别甚大的一例是,甘肃以及省会兰州,是全国少有的物资极端匮乏的几个省、市之一。书中专设了叙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馑岁月”一章,对于甘肃因缺粮而饿死不少人的现象,由于报刊已有披露故而一笔带过,着重叙说了兰大因饥饿而肤肿者就有几百号人,有的学生冒着受处分的风险半夜到野外偷白菜充饥,甚至伙食管理人员也偷食堂馒头等等,书中这些现象,举不胜举。江隆基离开北大到兰大时的1959年春天,正逢这种情景将临之际。无论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兰州均与北京落差甚大,到那里会有不少苦头在等着你去面对!江隆基调来之前的言谈中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书中看不到他对发配西北有一丝丝的愠色。读者从书中早已掌握了他的性格:迎难而上是他多年来的人生态度,计较得失就不是江隆基了。因而,他到兰州后一直坦然待之,从容相对,天大的困难对他算得了什么?当初,乘坐西去的火车路经甘肃地域,当他在某车站推开车窗透空气时“即有几双脏兮兮的黑手伸上来”。至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笔者几次路过甘肃时都亲眼看到过的,由“脏兮兮的黑手伸上来”所连带的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等等也深深嵌入我的心底。当我读到这里时就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更加敬佩书中细节的真实可靠。书中枝叶材料多了去了,诸多枝叶材料辅助与补充了主干材料,并在主干材料支撑下一起搭起了该书的骨架。正如执笔作者王戈所说:“要事出有据,言必有因,不空谈夸张,做到史与文的和谐统一。”这样的秉持,从而使该书用真切的事实对历史进行了梗概性的还原。

二、用形象的描述让还原的历史立体而逼真

以“文”为肉,是指以“文”丰富与活跃书中内容。这还是其次,主要是以“文”服从于“史”、服务于“史”。在兰大时,有一次一位教研室主任带着十几位男男女女“去雁滩划羊皮筏子玩去了”,江校长得知后急忙赶去。玩的人发现校长“铁青着脸,嘴角在哆嗦”。回校后,江校长对带头的“眼睛直逼”着责问:“年年都有皮筏子出事,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这段描述,阐释出了江校长在管教学之外还在管什么、还该管什么!啥叫人文关怀,这就是!“铁青着、哆嗦、直逼”这几个动词的连用,勾画出人物的表情变化,活生生的,如同江校长就在身旁。书中众多文学手段的调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凸显了江校长的人物性格,执著、认真、善良、诚信、讲求原则与责任担当,有谋略家的目光、策划家的方法与教育家的追求。书中次要人物,也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江校长刚被迫害死后,原是老红军的该校总务处长,“直奔木工房,自作主张打了口薄棺材”,“他第一个跳出来指住工作团长大骂”。作者对于“直奔”“自作主张”“第一个跳出来”“指住”“大骂”一连串五个动作的描写,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这位老红军不惧巨大风险而坚持正义的个性,也反衬出江校长威望的崇高与冤死引发的同情。与文艺作品“艺术真实”不同的是,传记文学讲究的是事实真实,该书上述文学手段恰恰是在维护事实真实的前提下,对主要人物的真人细雕。传记文学,介于“史”与“文”之间而又兼具“史”与“文”两方特点。对于二者如何把握,该书做了很好的示范:以“史”为骨、以“文”为肉。一些传记文学,重“史”而轻“文”,其对历史的还原是平面的,止于书本而囿于书斋,与现实生活是两张皮; 而该书形象的描述,让还原的历史立体化,书中的场景融入现实生活,书中人物就站在面前,与你招手,同你答话。其描述,不只生动形象、琅琅上口,实则以“文”强化了事实之真,这便是以“文”服从于“史”、服务于“史”的例证,此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相应的,以“史”为骨、以“文”为肉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可以说,作者对以“史”为骨、以“文”为肉运用,很是得心应手。这,让读者感到该书所述历史,立体而逼真。

高素养、有经验的传记文学作者,很注意材料的真实与评价的得当。守不住这一点,不但传记文学失去了它的本真,而且还会惹来诸多麻烦。近年来,一些传记文学叙事有误或者评论失当,往往侵犯书中人物的合法权益,有时还会引发读者对作者的法律诉讼,这就牵涉到“书”与“法”的关系。该书作者在这方面保持着头脑的“始终清醒”,也就不存在什么涉“法”的问题。所以,“书”与“法”这一关系,在作者“史”与“文”关系的恰当拿捏中不解而解了。即使写作中“法”字未曾在头脑中盘桓而笔下信马由缰,像本书执笔作者这样老辣的传记文学高手,也不会逾越“法”的红线。

三、用巨大的付出书写着担当与公正

该书“史”的真实,源于二位作者求真、守真、述真的精神与追求,体现出他俩对公正的秉持与对责任的担当。

求真。该书所据史实的原始材料,一是源于可靠的文献记载,二是健在的当事人的直接提供,三是现场耳闻目睹的经历者的补充,四是相关知情者的佐证与认可。从这4种渠道上大海捞针,其付出之巨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多年前两位作者也曾参加颇有影响的电视连续剧《江隆基》创作组,资料的搜集实际从那时已经启动,前后20年,是“十年磨一剑”的翻倍;跨越了江隆基工作与生活过的北京一市与甘肃、陕西两省,行程数千余里;执笔作者王戈仅在北大校刊这一处地方复印资料就重达10多斤,把北大资料馆的复印机都烧趴了几次;拜访的人物列出来,也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二位作者在散于各地的知情人中打捞记忆的碎片,在浩瀚的典籍记载中摘取点点滴滴,在海量的资料中去伪存真、精心筛选,然后将这些碎片缝制起来,让历史得以还原。作者抛洒难以计量的血汗的目的只有一个:求真。
守真。成书的近几年,有着数量不菲的传记文学面世,在精品不断诞生的同时,也有诸多失真作品泥沙俱下。其作者或因媚于权贵,或因依于富豪,或因傍于明星,笔下云山雾海、游龙走凤,捕风捉影、添油加醋,材料任意注水,评价过分虚高,岂有真实可言?守真,对于传记作者,不仅是技巧的考量,也是道德的考量,更是良心的考量!在这些考量面前,二位甘于寂寞的作者经受住了。该书所述的主要人物江隆基,已经谢世半个世纪,如今毫无任何背景。选择这样的人物为主人公,意欲还原被扭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为江隆基进行精神层面的平反,更欲弘扬江隆基等先辈身上的光亮之处、彰显其可贵精神,其写作初衷与最终目的,洁净如水不带一点杂质,本来就不想沾点什么,岂能受制于任何功利?据我了解得知,执笔作者王戈平常言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写作中岂能与本性相违而虚言虚语?向来处事实实在在、规规矩矩,秉持公平、公正、公道原则,笔下岂能丢弃自己坚持的秉持而剑走偏锋、搞些吹捧拔高的动作?书中何以除了真真切切的叙述而无任何溢美饰非之处,就在情理之中了。仅凭这,守住了珍贵的本真。

述真。包括3个层面:首先,叙述准确无误,描写严防走形,将“真”不失原貌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传记文学写作的深厚功底。有些作者“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欲求真反失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其功底差之者也!执笔作者王戈是个传记文学老手,他的长篇纪实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一书曾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时隔20年后又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有如此厚实的基本功积淀,再次捉笔也就轻车熟路了,笔到之处,即能描出真容而不会走样。况且 ,以断代史的方式,截取了传主最后十四年,便于对江隆基在高校的工作浓墨重彩一番,因而推送给读者的,是被显微镜放大后视觉更加清晰的历史,从而使“本真”得到了强化。其次,是非判断明晰,褒贬分寸得当,结论紧紧围绕事实而不脱缰远去,这就要求作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对此,作者有时冲在一线直接发表或者借用他人的口气发表议论,如江隆基“应该是一个最适宜于在当前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生活和工作的人,他最需要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他”。除此,在大多情况下,是秉承了作者十分崇敬的人物传记写作鼻祖司马迁的“寓论断于序事”的手法,用叙写具体史实来表明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以描述为主的该书中,处处充满着作者对江隆基人格力量、道德风范、学识水平、领导才干的敬佩与对他众多业绩、思想遗产的点赞,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读者一下子就能从描述中品味出作者的判断与褒贬来。再次,人物与背景融合,凸显时代性特征,体现出传记文学本身要求的历史厚重感与时代现实感。历史的厚重感,就是将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凸显性格。例如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在当时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轻则受到处分、贬官发配,重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尤其“文革”中,有时言语不慎,甚至会锒铛入狱、命丧黄泉的。书中所说的北大女生林昭,就因言获罪而在“文革”中被押刑场丢了生命、而且还得林家付出子弹费的。这样的政治环境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并非个案,人们对此鲜有奇怪的。只有将人物融入时代背景中去,就不难理解江隆基在北大做了巨大贡献何以被罗织了五大罪状、扣上“右倾”帽子而发配西北的;也不难理解江隆基一心扑在兰大、业绩赫赫又无原则过错,何以被整而冤死的。人物融入这样的背景,越发揭示了当时政治环境的病态,越发彰显了江隆基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不易与不凡。时代的现实感,就是以史观今,史为今用。在这里,笔者借用执笔作者王戈在北京纪念江隆基诞辰110周年暨《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首发式上发言中的一段话:“江隆基的时代和他的辉煌创造以及高尚的人品风范都已经成了历史,然而历史其所以被称作教科书,因为历史常常是现实的参照系,是折射现实的一面镜子。十八大之后,国人热议的许多话题,似乎都可以在江隆基这面镜子里找到参照。”他举例说江隆基公车绝不私用,江隆基还将他住的领导干部住房让给刚从清华调过来的一位教授,自己搬到没有暖气片的破旧房子等等。笔者也有同感:历史上真实的、有参照意义的江隆基,对于不正之风尚未消弭的今天,对于反腐倡廉的今天,对于正在处于改革中的我国教育的今天,充满了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位作者为求真、守真、述真的巨大付出,就是担当;担当的结果,得来了公正。“求真”“守真”是对“史”的支撑,“述真”是对“文”的体现。作者之所以能对“史”与“文”的关系准确拿揑,“求真”“守真”与“述真”是其主因。

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不能小觑:一是因为无力“述真”而尚“史”轻“文”或者有“史”无“文”,行笔枯燥、内容干瘪,无异于《包身工》中的芦柴棒;二是懒于“求真”,或者为功利挷架而抛弃“守真”,热衷于弄“文”丢“史”甚至胡吹乱编,致使传记文学脱轨,蜕化变异。笔者很同意一些智者的观点:当前传记文学出现戏说化、庸俗化、商业化的倾向。笔者曾在街头书摊见到一些传记,当然有好的,但满身脓疮的也不少,翻开有些所谓的“企业家”与“明星”的传记,从头到尾,神得不得了,高得不能再高了,好得天下难找,吹捧到如此地步,肉麻到如此地步,直让人头晕目眩、胸闷气塞。有人说,这些人是凭不正当手段暴富起来,然后抛钱收买人给其树碑立传的。对此,我没有考察不敢断言,但我绝不排除这种可能。仅这一幕,你会知晓传记文学出现戏说化、庸俗化、商业化倾向的后果严重何种程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对传记文学创作偏向有着显著的匡正功能。

    行文至此,笔者有一句感言:当前,我们需要《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这样的传记文学,同样也需要该书这样的作者!
 


来源:《西部学刊》(下半月刊)《新闻与传播》2015年12月 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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