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工具”到“交往媒介”
www.xinwenren.com  2017-11-03 15:43:09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技术愈来愈深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及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当代人类不可逾越的根本性境遇。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技术愈来愈深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及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当代人类不可逾越的“根本性境遇”。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直系子弟,尽管有延续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但他认为有必要将前代学者的进路重新阐释和表述,并基于新的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提出怎样打通技术规则和生活经验的联系,重构前代学者救赎愿景。当下技术与传播的融合在我国已成为普遍趋势,如何审视传播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复杂的纠葛,成为实践中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因此,关注新一代西方学者传播技术思想有哪些新的认知维度以及不足,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新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
 
  但从近几年国内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研究来看,仍多集中于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早期代表人物:其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批判主题做整体性地描述或呈现,包括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溯源及描述,这部分研究多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相关著作不下150种,代表作者包括张一兵、衣俊卿、陈学明等人;其二,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的相关研究。基于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此类代表性著作至今已有87部(不包括译作);相关的期刊和硕博论文3000多篇;单纯着眼于技术角度研究的也有400多篇。整体上对新一代学者关注不多。要突破已有的思维框架及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和进路,有必要对新一代学者思想予以关注和深入研究;其三,尽管对芬伯格的相关研究已有3部著作及44篇期刊论文,包括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2006)、王华英《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度解读》(2012)和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2013)等,多侧重于对从技术与现代性关系、技术哲学等视角对芬伯格思想进行介绍,还有学者对芬伯格和马尔库塞等人思想做比较研究,但整体上还处在初步研究阶段。而从传播角度,特别是传播技术予以关注的更是少见。芬伯格很早就开始直接与计算机技术打交道,在现实中热衷关注在线教育的技术实践,早年曾师从马尔库塞,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也有较多研究,他对于技术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追问技术》(1999)、《改造技术》(2002)、《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2005)、《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2015)等几部代表著作里。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尽管很少提及“传播”及“传播技术”的概念,但他对于计算机技术用作交往媒介以及计算机技术“物性”特征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等等,属于技术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是传播领域的一部分,对我们当下的传播技术使用,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从“批判技术”到“转化技术”的转变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包括二战以后技术专家对技术的忧虑与反思、技术的“恶托邦”传统,在这一时期都影响到芬伯格的思想。但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对芬伯格影响很大:一是1968年发生于法国的“五月事件”;二是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促使芬伯格重新对技术的“中性论”重新做出思考,而且,转向了一种“微政治学”,加上计算机技术领域微政治学实践的出现,使得他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有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前代学者的看法。
 
  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巴黎“五月事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决策日益集中于极少数的技术统治论手中的一种抗议(徐崇温,1989:51)。该场运动的中心主题是反对技术统治论,在运动过程中,学生和工人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对“什么是进步”重新做出界定。当时的芬伯格正在法国学习,后来运动的失败,对包括他在内的左翼理论家都有影响。一方面运动所表现出的与技术统治论增长相联系的“反乌托邦”焦虑,以及对于技术统治的抵制,影响了芬伯格自己的批判理论主题;另一方面,此运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败,包括芬伯格在内的不少左派人士都对此有所反思,认为单一的宏大叙事式的革命观是危险的,而必须要由一种微观革命和理论代替。1989年苏东剧变则意味着把技术看作“中性”的技术工具论的破产。尽管由多种原因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但在芬伯格看来,导致苏联解体的又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来向社会主义成功转化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以为不需要对技术进行改革。“资本主义的技术及劳动分工等这些非民主的方面也必须被转化,因为技术遗产恰恰是与等级控制相适应的,在工业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资本所有权的形式变化来实现民主化……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技术还要像国家、法律和其他自资本主义所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样被‘重新构造’,这并不是由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的选择所决定的”(芬伯格,2005:60)。可以说,正是基于苏东剧变以及技术工具论破产的认识,芬伯格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由宏观政治转向“微政治”,他关注到更多形式的抵抗,如芬伯格自己所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技术的政治学不是一种特定阶级的偶然的斗争,而是抵抗的基本形式,这种抵抗形式处于发达社会中许多类型的社会斗争的中心”(芬伯格,2005:73)。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兴起,促使技术哲学发生了从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范式转换(Feenberg,1999:85),对芬伯格在这一阶段对技术的思考产生了很大影响。相较于传统技术哲学的技术本质观,社会建构论更强调技术与社会的相关性,认为技术并非先天给定和凝固不变的,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主张挖掘技术内部所蕴藏的文化因素,关注焦点更倾向于从技术发明家的日常实践及技术的设计,来探究技术如何在发明群体内被磋商和接受,即从技术的内部入手,来打开“技术黑箱”,而不是只关注技术发明群体与社会的交接,总体上,它不认同技术发展的单一路线,而是认为技术发展有着多种可能性,关键在于现实中哪种社会因素于技术的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更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其中,很多核心概念,引起芬伯格的兴趣,如“待确定”原则,它表明在技术的设计与开发中,效率并不是唯一动机,而是有若干的社会力量在起作用,“对可选择事物的最终决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fit)”(Feenberg,1992)。这些概念及思想,对芬伯格的技术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在这一时期,芬伯格确立了一种技术转化的逻辑,即通过技术民主化达至另一种现代性——社会主义。相比于前代学者对现代技术理性的着力批判,他以一种民主的理性替代专制的理性并认为其是可以改变的,“技术合理性的占主导的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利益推论的表达),也不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中性反映。相反,它处在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交叉点上”(芬伯格,2005:16)。在此基础之上,他对于技术,包括传播技术的认知便与前代学者有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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